蒋经国密码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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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喜且忧父子相会(1)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1)

发表时间:2019-01-19 10:21:17 作者:郭晨

经国密码:蒋经国从政生涯与情感世界作者:郭晨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1)

1937年4月间,蒋介石的大公子,吃了12年苏联饭的蒋经国终于携一子一女回到了祖国。

这位被苏联人叫做“伊利札罗夫同志”的小蒋,15岁奔赴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后来又进了列宁格勒市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然后在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因受反“托派”运动的影响,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村劳动,被遣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淘金“劳改”,因“表现较好”,被分配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技术工人,一直当到分厂厂长、厂报主编。时间一晃12年,历经沧桑和磨炼后的小蒋,此时回来站在老蒋面前,让老蒋感到陌生,既喜悦、气恼又头痛,且不说儿子被苏联洗过的脑袋怎么再洗回过来,儿子带回的“洋婆子”和一对混血儿女就一下子使蒋氏家族的关系复杂起来,够老蒋操一阵子心的。

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夫妇坐船从海参崴经香港来到上海,在沪稍作停留,就赶往南京去拜见父亲蒋介石。这是回国后要过的第一大伦理关和心理关。在去南京的路上,蒋经国七上八下,心神不宁,且喜且惧。在苏联期间他曾数次撰文谴责父亲的反革命罪行,尤其是在致母亲的公开信中说:“我对他(指蒋介石)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他先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地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话说得那样绝情、冷酷,现在不知父亲是否能原谅他,会以怎样的面孔对待他。

果然,望眼欲穿期盼长子回来的蒋介石,一听儿子来求见,直接的反应便是大发雷霆,拒绝接见,像平常百姓一样怄气地说:“他到处发表文章,骂我反革命,眼里早已没有我这个父亲。他不是当厂长,住洋房,一个月拿七百卢布吗?还来找我干什么!”

嘴里这么说,他心里还是欣喜的。他在日记里对儿子回国一事记下:“先母在天之灵一定欣慰经国回来。”

他的心腹侍从秘书陈布雷最善于察言观色,眼看蒋家父子俩积怨难解,就一再向蒋介石进言缓颊:“先生明察秋毫,不难分析经国在苏俄言不由衷。古训言‘识时务者为俊杰’,经国当时在斯大林的屋檐下讨生活,他那声明也罢,公开信也罢,都不过是被逼迫、不得已的虚饰。退一步讲,即使经国没有被逼迫,那也不过是他年幼无知,一时冲动的结果。现在他已认识到错误,悔恨交加,你不能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啊!”

蒋介石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的心被复杂的感情交织着、缠绕着,举棋不定,左右为难,默然不语地坐在那里,不知如何与儿子见面是好。

“委座,我看不如先叫大公子到杭州,然后,你们再在那里会面。”陈布雷献计道。

蒋介石点了点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又觉得儿子与夫人宋美龄相认仍是个难题,长叹一声说:“叫庆祥办去吧,他和经国熟识。”

蒋介石虽然点了头,为了给儿子一个下马威,还是不肯立即接见。被拒之门外的蒋经国也是个血性男儿,父亲拒绝接见他想掉头回溪口先见母亲毛福梅。然而,他已身不由己了。陈果夫、陈立夫、杜月笙、虞洽卿、张静江、王晓籁等蒋介石信赖和依靠的人,轮番向大公子进箴言。蒋经国毕竟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孩子了,他想干一番事业,他意识到不能再与父亲闹下去了,他必须在父亲、新阿妈和生母之间的夹缝中寻找一条出路。于是,他勉强地作出决定,先去向父亲负荆请罪,然后再回家与母亲团聚。

这时候陈立夫的点拨使他豁然开窍。蒋经国去拜访陈立夫时,两人互相拥抱之后,小蒋抱怨父亲不讲情理拖着不见他。陈立夫说:“他现在怎么好见你?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骂过他,你必须先写信给他,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这就是说要先作检讨!的确,蒋经国从没写信给父亲请求宽恕过,声明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表达恢复国民党党籍的意愿。即使平安返抵中国,他脑子里根本也没有这根弦。父亲无条件要他回国,没有要求他道歉,因此他也没有道歉认错。但是现在回到了父亲统治的中国的土地上,传统的尊父之道要求蒋经国表示浪子回头的忏悔,承认过去的不是,宣布对父亲和他的党的忠诚。这应该是政治家的儿子必做的功课,他在苏联搞惯了“自我批评”式的忏悔,这事干起来驾轻就熟。

蒋经国提笔写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并前往拜访吴稚晖。12年前蒋经国为了前往苏联留学而去请教过他,并得到吴的支持。吴稚晖一副两人不久前才见过面的亲热模样,平静地问他:“你当年非要到苏俄去尝试一下,尝试的经过怎么样?”蒋经国讲了一通在苏联的遭遇和体会。

吴稚晖可能去见过蒋介石,向他转达了蒋经国在苏联的种种际遇。把儿子晾了一个星期,蒋介石终于同意接见儿子,父子会面不在南京,而是安排在杭州市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澄庐进行。工于心计的蒋介石知道儿子脾气固执、倔强,不先打好预防针,担心会给宋美龄难堪。苦思冥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决定,父子在杭州先相会,给儿子打好预防针,再安排“母子相认”。当时宋美龄知道蒋经国已经回国,早已在杭州西子湖边的别墅等候。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2)

蒋经国夫妇在南京逗留数日,“蒋主席”侍从室主任和杭州市长周象贤亲自来迎接蒋经国一家三口,一行人在保镖护卫下直奔火车站,数小时后己抵达风景优美的杭州市,在西湖之滨的西冷饭店安顿下来,准备上演一出导演好的父子、母子相会相认的喜剧。

4月25日,蒋介石在杭州市长周象贤的陪同下,也来到了西冷饭店。

蒋经国一见阔别13年的父亲,就亲热地喊“阿爹,阿爹!”门一关上,蒋介石在椅子上刚坐下,乖巧的蒋经国便上前跪拜,一拜三叩首。但是,蒋介石并不起身,他还在摆父亲的威风。

“父亲,经国不孝,请求父亲恕罪!”小蒋说完泣不成声。芳娜和爱伦也一起下跪,陪着拭泪。

蒋介石心软了,面前跪着的到底是他的儿子、儿媳、孙子呀!他指了指下首的一个位置让儿子、儿媳坐下,有些心酸地说:“我不该把一个才15岁的儿子送出国门,12年了,叫你受了多少苦啊!”

小蒋听了这话有点感动,又大哭起来。哭完将媳妇、儿子介绍给父亲。父亲抱起孙子抚抚他的黄头发,心里酸酸的,嘴里冷冷地问儿子:“这次回国来,你有何打算?”

“不孝儿在苏联学的是政工和军事,后来进了工厂,当过厂长。这次回来,我愿在政治和工业两者之间择一,请父亲定夺。”他本来是想搞政治,但这要看父亲是否认为他合格、忠诚,所以他把“工业”捎带上,请父亲定夺。

蒋介石听后,不冷不热地说:“先回溪口老家休息休息再说。”

小蒋又对父亲说:“我有些主张——进步的主张,希望有机会实现。”他又表示愿意“在最艰巨的条件下”,尝试推动他的构想。

老蒋不想听那么多,他强调,谈论分派工作之前,必须先处理一些基本问题,首先,蒋经国现在已经不太能用中文写东西,甚至“数典忘祖”,忘记了很多中国话、中国字,蒋介石要求他尽快恢复中文程度;其次,他的古文已荒废多时,必须集中一段时间温习功课;最后,蒋介石要求蒋经国利用这段时间把他在苏联的经验写下来。

小蒋一听就明白,他回到了国民党的“炉”,就得先洗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脑。

父子稍谈几句,蒋介石就郑重吩咐:“明天,你要专程到澄庐拜见你的继母宋女士。”

宋美龄得知蒋经国回国后,先来到杭州法院路的公馆澄庐住下,等待蒋经国来拜见。澄庐这栋别馆原本是中国招商局已故世的总董事宅第,现在成了蒋、宋的杭州别墅。

蒋介石十分了解宋美龄好面子,争强好胜,很在乎继子小蒋的态度,临别时一再叮嘱:“经国,你一定要孝敬你继母,他为你的回国操了不少心。我在西安事变时能安全脱险,也靠她奔走周旋。”

小蒋说:“是的,经国一定听从父亲教诲!”

“那么,我就走了,明日我在澄庐与你继母一起与你见面。”蒋介石特别叮嘱,“你要注意,不要流露是我叫你去看她,更不要说我已与你见过面了!”

父亲也这样怕老婆?蒋经国暗自吃惊,乖巧地说:“我明白,明天我们是首次见面!”

第二天,小蒋带着妻儿来到法院路澄庐,刚进门还没有上楼梯,就大声亲热地叫喊“阿爹!阿姆!”根据蒋介石的导演,宋美龄正与蒋介石冷坐在房里,不知道戏剧如何发展,猛听得一声亲切的叫声殊感意外,一边柔声应答,一边喜孜孜地迎出来。继母与继子难堪的见面,就这样戏剧性地顺利开始。

蒋介石也是一副笑脸,装作未见过儿子的样子,和宋美龄一起热情欢迎蒋经国回来。小蒋首先跪在父亲膝前,请求宽恕不孝之罪,而后拜见宋美龄,亲切地说:“阿妈,经儿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与操劳。”

宋美龄既有了面子,又无须忍受怀胎分娩的痛苦就“拣”了一个儿子,十分高兴,拉着蒋经国的手十分热情地说:“经国,你知道,为了你回国的事,我费了多少心血呵!派人去交涉,公文往来,多少周折!你们的回国手续还是我亲自办的呢!”

这都是事实,蒋经国一个劲地说:“谢谢阿姆!”

小蒋请求把在楼下等待的妻儿带上来谒见。

芳娜神经紧张地在楼下等候着晋见公婆。这位22岁、略敷胭脂的苏联女郎置身异国,即将谒见语言不通的中国第一家庭的家长,怎能不紧张?芳娜是个率真、羞涩、相当单纯的人,只有技术学校的学业水平,只有两三套简单的衣服,加上莫斯科中国大使馆送给她的那套华服。现在她要见的新婆婆可是雍容华贵,举世闻名,这不由她不犯怯。

芳娜拜见公公婆婆,也用刚学的中文别扭地叫了“阿爹”“姆妈”,孝文孝章也以奶声奶气的中文叫过祖父、祖母,哄得蒋介石夫妇咧着嘴笑嘻嘻。会面进行得十分平顺。宋美龄对这场家庭团聚可费了不少心思,携着媳妇的手尽量让芳娜放轻松。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给媳妇取了中文名字“芳娘”,后来小蒋生母觉得叫儿媳“娘”乱了辈份,便改成了“方良”。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3)

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子的俄罗斯媳妇,开始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蒋经国就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这桩婚事,孝文生下来的时候,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芳娜还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这个事实时,心理还是有点不能适应。直到相处二三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优点多多,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又照顾儿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

却说当时“母子相认”这出戏达到这样好的演出效果,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很高兴。

接着蒋经国从一只皮箱里取出一件用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成的装饰品送给蒋介石,又取出一件精致华美的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宋美龄。蒋介石、宋美龄一一笑纳,并交口称赞。

蒋介石待大家坐定后,当着夫人的面再次问儿子:“经儿,你回国后打算干些什么事呢?”

“我在苏联是学工的,今后我还是愿意在工业建设上为祖国略尽绵薄之力。”

“这个,这个,很好!”蒋介石说道,“不过,你的国文底子太差了,你得先补习国文,别的以后再说。”蒋介石转身看了看儿媳,吩咐蒋经国道:“她要学会讲中国话,我看慈溪县有位姓董的女教师不错,请她当家庭教师挺好的!”

老蒋发现儿子对祖宗的语言已经荒疏,不仅说来不流利,表达不准确,甚至含义深刻的古典诗词竟一窍不通。

最后,蒋介石抱起爱孙,问道:“你们啥时候回溪口?”

蒋经国乖巧地忙上前请示:“阿爹、姆妈的意思什么时候合适?”

蒋介石转向夫人,宋美龄甚解人意,立即说道:“明天吧!明天是你的生日,离家十多年了,一定很想早点回家!”

对宋美龄死要面子的为人,蒋介石是深有体会的,他回头向副官蒋富寿说:“那就照夫人的话去办。请毛庆祥将军陪同经国夫妇回溪口。”

蒋经国告退时,宋美龄吩咐副官蒋富寿:“快去给经国夫妇购制衣服鞋帽和其他日用品。”她出手大方,又取出500元大洋作见面礼,为蒋经国夫妇置办“行头”。之后,她还电汇丰镐房法币十万元作为经国荣归的特殊开支。

事后,毛福梅对儿子先拜宋氏,后会亲娘的做法挺有意见,但也只能徒呼“奈何”而已。这自然是毛福梅的“妇人之见”。

蒋介石精心安排的宋美龄与蒋经国“母子”相认,的确十分成功,经得起历史检验。后来,蒋经国和宋美龄之间意见参差,在政治上相互较劲,但是他一直很尊敬她,即使彼此关系紧张时,也都能相互尊重。方良也和婆婆维持适宜、友善又不太亲昵的关系。她绝不和婆婆争风头,也不会模仿婆婆的举止,反而一心一意持家,做个传统的中国妇人。她和苏联以及亲友的关系全都断了,也接受了中国习俗,说得一口道地的宁波话。

杭州父子会面之后,《纽约时报》引述“接近蒋介石的消息人士”的话,指称外传小蒋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信诟骂父亲,“全是苏联人编造的故事”。这也未免过分,现实的政治利益往往强奸历史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也算生动一例。

曾经骂得他狗血喷头的儿子虽然活生生地坐到了他面前,但他还是读不懂他。只有历史才能读懂蒋经国。

蒋经国在前苏联经历了太多的事,吃了太多的苦,从事过多种工作,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和磨难。特别是在1929年至1931年间,曾有过下放农村“劳改”睡教堂车房、没人搭理及自行耕种的农村生活;有过放逐到西伯利亚“劳动集中营”在金矿每天淘金沙、挑柴炭,有过在机器制造厂实习时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的重体力劳动;有过在冻得要命的西伯利亚车站重病之中,没有朋友来探望的伤感;有过被秘密警察监视的晦暗日子;也有过被王明等中共左倾分子批判的经历;当然也有过不少顺利遂心的生活,这些经历并非常人所不能忍受,只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过这样的生活则属不平常。正是在这特殊的环境中,蒋经国从15岁长到27岁,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并完成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炼期,完成了思想上的定型和心理上的成型,完成了由“拥苏拥共”向“反苏###”的潜移转变,以至在其父蒋介石身后执掌大权逐渐推行民主进程的光辉,这些显然都与他在前苏联时的经历不无关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反思沉淀后的作为。

在苏12年间,蒋经国虽然没有太大作为,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27岁的成熟青年,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都不能释怀,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学到苏联革命的全部基本理论和观点。真是天数,作为后来中国###势力的总头目之一,竟然掌握了世界革命中心所在国的全部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在国民党逃台后以蒋介石的名义主写、出版的《苏俄在中国》等###理论书籍中,就能看到蒋经国在苏联学到的理论上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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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喜且忧父子相会(4)

台湾的一些传记作家站在他们的立场写道:12年的光阴,对蒋经国来说并非艰难空度,他有两个受用一生的巨大收获。一是有了个金发碧眼、忠实于他的妻子芳娜;二是认识了共产主义的虚伪、残暴和不人道。

留苏期间,蒋经国的政治素养得到良好、集中的锻炼。他当时确实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又为热气腾腾的革命环境所感染,他的言和行都充满了革命的气息,给自己涂上了一层层有效的政治保护色,并与学习革命理论相配合,对苏联社会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详尽的正反两面的调查了解,这为他以后在赣南地区从政发迹积累了政治资本,也为他更以后的###活动准备了很有威力的炮弹。他在苏联的12年里,与他同时代的苏联人,也罕有人像他这样对苏维埃社会有如此广泛的体验。蒋经国现在已经是27岁的成熟男子汉,他的眼光和命运将再次投注到中国这块土地及其人民身上。

作为政治家的蒋经国,在苏联学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法。留苏期间,他对无处不设的基层组织及强调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如何实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监督,对如何为实现既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目标去宣传、鼓动、组织群众,对如何把秘密警察纳入国家行政、党务和监督体系等具有苏联特色的统治方式,是感同身受的,内心深处是赞赏和厌恶兼备,但他在潜意识里又产生将此移植到中国、由他来改造推行的打算。可以说,以后在赣南和台湾,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就是苏联方式的形式翻版,只是社会性质不同而已。当然,他在苏联也学到了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的一套严密的制度和办法,使他形成事无巨细都要独断的执政风格,直至死前坐在轮椅上还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在中国有影响的政治家,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没有白呆。这12年为他积累了一生的资本,注定了他一生的走向,铸造了一位政治家的磨炼平台,创造了一个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的命运传奇。他这段悲喜交集、五味俱全的特殊经历,给他后来的为政生涯打下了深刻而鲜明的烙印,是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那个蒋经国”的关键经历。

蒋介石明显感到儿子变了,当务之急是要把他变回来。他让蒋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次的用心。溪口非常安静,蒋经国可以慢慢地洗脑,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脱离政治漩涡的暄嚣,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如果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共产党找他的麻烦,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冲突。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蒋经国尽点孝,慰籍她冷寂的心灵。真是一举数得。

蒋介石重点关注的还是洗脑。他认为,蒋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中“毒”很深,洗脑的任务十分艰巨。为了全面实现自己的意图,前妻毛福梅按照中国民间传统给蒋经国补完婚礼不久,蒋介石来到溪口,他是特为安排儿子的前途回来的。说实在的,他对惟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一直很钟爱,从小管教也很严。他懊悔自己走错了一步棋,把儿子送到苏联,受到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走了一条与父亲相反的道路。儿子人是回来了,可思想还没有回来。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不搞思想改造。尽管蒋经国一再在他面前表白,忏悔自己在莫斯科“攻击父亲的叛逆行为”,表示要改信三民主义。但是蒋介石总是不放心,洗脑哪是那么容易的?

这次回乡,他给儿子带来了一位先生,此人四十开外,长袍马褂,一副学者派头。他就是前北洋政府大臣徐世桢的儿子,现任江苏省民政厅长的徐道邻。

在客厅,老蒋对小蒋说:“你十几岁出国,一去就是12年,对我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了解。我们中国自有好的东西,从孔夫子到曾文正公,道德文章,足为后世楷模。我这次给你请来的徐道邻先生,是当今名士,博学多才,古文底子厚实,且又留过学。1935年他曾经在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担任过设计委员,那时我还经常向他请教呢,这次我特地请他来教你四书五经,你要好好跟他学。”说罢就叫人请来徐道邻,监督蒋经国拜见了先生。

说透了,老蒋是要小蒋在家乡溪口熟悉因在苏12年间已生疏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国民党的理论、蒋介石的主张,进行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的补课。其中,孙中山博士和曾国藩理家治国的学说是必修课,带有一定强制性。一些古诗词则必须学会背诵。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父亲对我最大的担心是多年的国外生活令我忘掉传统,背弃祖宗,怕我对中国传统失去兴趣。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5)

正在这时,方良抱着爱伦也进来向公爹鞠了一躬,用生硬的宁波话叫了一声:“阿爸,你好!”还逗着爱伦说,“快叫阿爷。”爱伦结结巴巴地叫了一声,叫老蒋哭笑不得。

老蒋皱了皱眉,对小蒋说:“方良和孝文不会讲中国活,这总不行。我准备到宁波请一位女先生来专门教她母子俩学国语。”

最后蒋介石还嘱咐蒋经国好好研读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他说:“先总理学说,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

说穿了,老蒋是要把小蒋脑子里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洗得一干二净。他还要要求儿子写一份“旅俄报告”,当作蒋经国的思想检查,让他自己先清洗一下自己的脑袋,看他自己洗脑的程度如何。

蒋经国通常不睡在丰镐房,而是住在他父亲在城门下小石山上文昌阁下,临溪而盖的三间待客小洋房。这个地方山水相连,环境优美、清静,是蒋介石回溪口时经常下榻的地方。蒋介石给儿子亲挑的老师徐道邻,也搬到小屋和蒋经国一起住。徐道邻是个德国留学生,为人敦厚,也很负责,他的老婆是德国人,夫妇俩只有一个女儿。

从此以后,蒋经国便在这环境清幽的小洋房内,跟着徐道邻学中国传统文化。蒋方良则跟着一个慈溪籍姓董的女先生学“人之初”、方言之类。陪伴“蒋太子”的除老婆、儿女外,还有老师家人,又有武装和便衣卫士保护他。当时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还有三个便衣卫士。这三个便衣卫士后来一真跟着他,可以说是他的心腹。一个叫曹崧,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南京侍从室侍卫长派来的。溪口一时热闹起来。

开初给小蒋开车的是他的堂兄蒋瑞祥。蒋瑞祥开车不慎,在一次送蒋方良和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的老婆到宁波时,稀里糊涂把车子撞到坟墓上,出了事故,把蒋方良的牙齿碰掉了,王世和的老婆当时有孕,把胎撞伤了,结果小孩胎死腹中。蒋瑞祥被辞退了,换上了毛宁邵。

毛宁邵原籍奉化县溪口区岩头石门长龙头,和小蒋生母毛夫人是同族的两个村庄,论辈份,他称毛夫人为姑母。他家里祖辈是种由的,而他在22岁学会了开汽车,次年便到蒋经国的舅舅毛懋卿开办的邹奉长途汽车公司开车。1937年9月间,公司车务主任毛文亨要他到溪口去给蒋经国开小车。毛宁邵便欣然从命带着毛文亨给的介绍信,回到了溪口。到溪口后,他连自己的家门也没进,先到蒋家去,首先拜见了毛夫人。毛福梅高兴地说:“哦!那很好,你就留在我这里给经国开车吧!”

毛宁邵开的是“皮而克”小汽车,是侍卫长王世和从南京买来的。

小蒋的性格活泼贪玩。门前有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做完功课之后经常在那里玩,光着脚下溪捉鱼。他家的后面有山,他有时也去爬山。在溪口呆得闷了,就要毛宁邵开车送他到宁波、奉化去走走,到四明山脚下的鄞江桥看看。

一次,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小蒋孝顺听母亲的话,结果,只有蒋方良和其他人去了。

小蒋开始以俄文将他的回忆录《冰天雪地》写在10页纸上,作为给父亲交的第一份思想检查。据说蒋介石看得很用心,还加注眉批。先后邀请的教师徐道邻、黄寄慈,则专注地教他读《四书》《古文观止》《曾文正公家书》等古籍和练习书法。据说,当时老蒋对他的读书要求很严格,不容懈怠。他要按时把作业寄去审阅,后来在赣南工作还是如此。曾在蒋经国身边工作、朝夕与共的表侄毛彭初说:“一次,多天没有写字,到时补足寄往重庆。被其父看出不是逐日完成,来信训斥了一顿。”

老蒋望子成龙心切,开始频频写信,指示已经28岁的儿子如何学习。照蒋经国的说法,父亲担心他“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没有深刻了解”。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蒋经国亦父规子随,拜曾国藩为师。

老蒋不光写信,还派了邵力子到溪口来看小蒋,其实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此外,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公司的董事长、宁波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来看过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员经常造访,弄得小蒋忙于迎奉各方来客,不胜其苦。

蒋经国后来回忆道:“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很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出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且喜且忧父子相会(6)

蒋方良则比丈夫惬意得多。春、夏之季,方良喜欢骑自行车在镇上逛,有时还骑马,甚至还换上泳衣,跑到溪中游泳。这些行为在外国人看来是稀松平常,可镇上居民看不惯,背后指手划脚,风言风语。好在婆婆毛福梅开明,挺身而出替媳妇辩解,说玩水有什么不好,在西方国家的富贵人家妇女也都这么做的,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蒋经国在跟徐道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倾向,苏联的影响哪是轻易能洗掉的?据徐道邻回忆,蒋经国对于西汉末年的争议人物王莽(前54-23)推动若干社会改革的历史,特别感到兴趣。徐道邻又说,小蒋一再称赞苏联社会的平等精神及不重物质享受的特色,也钦佩苏联重视青年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持政府行动的做法等等。蒋经国在老师面前并不隐瞒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把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写下的他在苏联生活体验的文集,送一份给徐道邻过目。

他还把这些文章,配上他新写的回忆录,一起呈送给父亲。老蒋对儿子表示,阅后“非常感动”。老蒋有自己的理解和引导:“当你记得曾经经历的折磨,就更能体念回到祖国的可贵。”蒋介石要求蒋经国亲自把回忆录译成中文,他认为要别人帮儿子把回忆录译成中文“很难为情”。

蒋经国回到溪口后不久就到雪窦寺去参拜,由雪窦寺再往山里走,就是蒋介石用来软禁张学良的一幢西式洋房,他是专程去看望他父亲的“囚犯”张学良的。张学良虽然冒犯了他的父亲,却有恩于他,没有他闹起的“西安事变”,他到现在恐怕都还在苏联受罪。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是老蒋的仇人,却是小蒋的恩人,而今,两人结局却是如此反差,施恩者身遭缧绁;受恩者,位极尊荣。小蒋是知恩图报的人,他当然会来拜访落难的张少帅。

这天傍晚,张学良正在捧读《明史》,卫兵前来禀报:“蒋经国公子前来拜见。”张学良一愣,随即迎了出去。蒋经国见了少帅立刻迎上前去客气地说:“张副总司令,家父让我来看看您,您身体可好?”

张学良只是苦笑了一下,一边寒暄,一边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蒋经国面对着这位心情忧郁的将军问道:“张将军在山上生活还过得惯吗?”

“还好,在禁之身,焉敢奢望。”张学良说,“只是小日本得寸进尺,东北三千万同胞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东北人,作为军人,我张某不能为家乡父老效犬马之劳,却在这里吃闲饭,实在于心不安啊!”张学良说完沉默不语。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离开东北军送蒋介石返南京时,还以为仅仅是短暂一别。岂知一到南京,蒋介石马上变脸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从此便遭软禁身不由己。回想起这些往事,心情不好的张学良长叹一声起身告辞,临走又邀请蒋经国、徐道邻等改日上山相聚,同游妙高台,蒋经国等当即欣然答应。

这时,又增加了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人,是蒋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他虽姓高,个子却很矮,湖北人,说话声音很尖很急。他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国民党19路军陈铭枢一伙人交谊很深,是福建中华人民革命政府的要角。

数日后,蒋经国带了方良和“太师”徐道邻、“伴读”高理文,应张学良之邀,一同爬山去了。他们出了飞雪亭,向青松掩映的山间小径走去,约一刻钟就到了妙高台。这妙高台就是以其山顶平坦,其形如台而命名的,妙就妙在高而且平。这里有石窦,飞泉如乳如雪,喷激而出,因而叫雪窦山。从山上俯看,下面的房屋如水螺壳一般,点缀在阡陌间。举首远眺,则东望太白,西连天姥,南引天台,北跨四明,千山万水隐隐在云雾之中。眺望大好河山,张学良仰天长叹:“山河壮丽,天地广阔,可惜我张某再不能任意驰骋!”

这时岩下飞起一只老鹰,盘旋在山峰之上,蒋经国那位同窗伴读高理文即景生叹说:“汉卿是只雄鹰,可惜被囚在一只大笼中,不能展翅翱翔。”

徐道邻说:“唉!人都有难言之事,难怪宋朝陈著到妙高台上来叩拜九天,他在一首七绝诗中写道:

不到兹台四十年,临风独立意悠然。

胸中多少难言事,便欲凭高叩九天。

爱国热血青年蒋经国听后,似有无限感慨,又难于启齿,不愿意再得罪父亲了,遂默默无声地向前走去。待他们来到御碑亭,张学良吩咐停下休息。他看了看宋理宗题的那块“应梦名山”之御碑,无限感慨地悦:“我近日翻阅史书,见书中载有北宋时,北有辽,西有夏,边境不宁,辽军、西夏军连连入侵。但宋真宗、宋仁宗诸帝不厉治图强,而是纵情于酒色山水之乐,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屈膝投降,造成积贫积弱之局面,最后导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成为金兵之俘虏。北宋灭亡,宋理宗偏安于江南一隅,专权用事,政治混乱,不思光复,却题‘应梦名山’之类,引起后人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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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喜且忧父子相会(7)

蒋经国听出少帅有感而发,有所影射,内心虽然同情,嘴里却有苦难言。

张学良越说越激动,停了少许又说:“我读到明朝宋琰游御碑亭时所写的诗句感慨万分,诗中说:‘万里侵疆尺未还,报仇雪耻合相关?如何德寿高眠夜,不梦中原梦名山!’今天神州大地,和当年宋朝局势,甚为相似。如今东北沦亡,华北危在旦夕,我却身处此地,唉!”说完悲愤难禁,告辞而去,蒋经国等人也中途默默而归。

蒋经国对张少帅内心向往已久。他们俩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人的父亲都是著名的军阀,两人都是爱国者,都有权威和领袖性格。少帅也跟蒋经国一样,为了自认崇高的理想,都敢于背叛蒋介石。他们俩人也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毫不矫情,没有架子,又精力充沛。张学良曾对小蒋敞开心扉,表示他誓将忠于国民党,但对其当时的领袖的人格却不敢苟同。当时的领袖就是他过去骂过的爸爸,他现在当然也不敢非议父亲了,两人只好求同存异。

蒋、张两人交上了朋友,时常相偕在树林中散步。徐道邻偶尔也陪着小蒋上山,对蒋、张两人讲授孔孟之道或中国历史。少帅和蒋经国闲暇之余,也爱喝酒划拳,有时也打打麻将。

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遵父命认真读了《阳明全书》《曾文正公家书》《论语》《朱子纲目》和《中山全书》等等,灌了一肚子传统文化,记下一摞摞笔记。同时,他不忘父亲的嘱咐和向苏联当局有关人员的承诺,回顾总结了在苏联13年的经历,写成《冰天雪地》和《去国十三年》两书,送给父亲批阅。

他父亲蒋介石本来对他洗脑方面的进展不太满意,收到两本书后,在军事、外交万分繁忙紧急之际,还是挤时间看了他的留苏书面报告,感到马马虎虎可以过关了。6月4日写回家书勉励:

经儿知之: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慨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痛苦,应知以后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省览,现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作宝贵材料。我身体大好,可问培甥即知其详。你今年一年内安心在家读书,与研究农村利弊,如有余暇,或可从易处略加改进,造福乡人。但不可开始即有勉强方式,只可劝导之,使渐能改良,使之信仰,则以后当易为力也。你身体不甚健康,应于暑期注意体育运动,务于此半年内使身体强壮为要。其他读书办法,已述于徐先生信内,你可照办。暑期将到,应即上妙高台或相量冈避暑,如徐先生住妙高台或雪窦寺,你们住相量冈,则每日可彼此朝往夕归,亦健身之法也。

(《父亲手谕》,见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07-108页)

蒋经国在溪口舒适安逸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在芦沟桥的枪炮声,打破了他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

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溪口这个小镇,那已是7月10日的事了。蒋经国从收音机中听到,日军在北平南郊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就炮轰宛平县城。一场全民族的抗战由此爆发了。

蒋经国关了收音机急忙来到雪窦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张学良这位被囚禁的将军。少帅一听十分振奋,把桌子一拍,慷慨激昂地说:“日寇又占我东北,又侵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我要求委员长派我出征,收复失地,收复家乡!”

蒋经国对这位爱国将军是非常尊敬和同情的,他知道少帅的血管里奔腾着满腔热血,可是他亦知道严厉的父亲的态度,张学良带兵抗日的要求肯定不会被允许的,他连自己在苏联住了13年的儿子都放心不下,难道会容许这样一头猛虎归山?蒋经国只能说些空洞的安慰话。

1937年入夏以来,被日本人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很少顾及溪口的事。蒋经国把“闭门思过”的《旅俄报告》送去后,蒋介石只来过一封信,对儿子在溪口读书心得和反省报告表示满意,说“溪口读书似有进步,还望按照王阳明先生‘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之意,深切体会。”信中继续写道“近日形势紧张,日方在华北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还说什么“应付困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弱国,国家为进行建设,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蒋介石直到7月24日最后一封家书中还说:“你应该专心学习中文、练习书法……不必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蒋经国关注着父亲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蒋介石把德国军官训练的精锐师团,以及几乎全部炮兵投入上海保卫战,于是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这就是他在7月24日给蒋经国信上提到的“办法”。蒋介石在上海一役,折损了六成的精锐部队。上海沦陷之后,中国守军向南京撤退,中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呼吁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国联”以及美国等民主国家敦促日本撤军,也表示同情中国际遇,可是除了教会团体捐助粮食、药物之外,西方国家并没有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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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喜且忧父子相会(8)

“八·一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溪口这个山镇。《申报》和宁波的《时事公报》每天以整版篇幅大字标题,报道了淞沪抗日的新闻,上海守军姚子青营长率全营战死在宝山城,谢晋元团长的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宁波人民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有几个青年学生深受上海前线战士杀敌报国英雄事迹的鼓舞,书写血书,要求当兵上前线为国尽忠。蒋经国看了这些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在苏联初期那种激进的奔放的气质又发作了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还能在溪口闭门读书,过着幽静的隐士般的田园生活?当时杭州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经沦陷,日冠铁骑四布,人民备遭蹂躏;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守。继八路军在平型关全歼坂垣一个旅团后,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又获得大捷。面对着战火连天、民众沸腾的局面,蒋经国心潮起伏,坐立不安,跃跃欲试。

“国难不报,非男子大丈夫也!”一天晚上,他向母亲毛福梅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离别了13年的儿子,刚刚回到自己身边住了大半年,又要出去报国,毛夫人心情很不好受,含着眼泪说:“这事需要问问你父亲,一切由他来定夺。”

小蒋只好向父亲写信,再三表示他已放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宣称那不符合中国国情,并说:我有很多设想,请给予我实现的机会。让我到艰苦环境中去,检验自己,效忠国家,我们必须前进。但他毕竟滞留苏联多年,父亲和别人都不敢轻易相信他的口头表示。可老把他幽禁在溪口也不是回事。蒋介石正在思考如何“定夺”儿子的去向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了措词极其到位的请电:“委座与中共五年鏖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

老练政客熊式辉把蒋介石军事与政治的几个得意之作与江西的关系,轻描淡写而又精炼简洁地勾画几笔,触动了老蒋的心弦。

没过多久,蒋介石的家书到了。信中说,江西省长熊式辉提出要蒋经国到江西去。

这个熊式辉也是个官场人物,江西安义人,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时,其喜好音乐的第二任妻子顾竹筠是日本留学生中的交际花,回国后,顾竹筠交际到了宋美龄的母亲,并被认了干女儿,与宋美龄情同姐妹,熊式辉也成了老蒋倚重的封疆大吏。熊省长看中了蒋经国,想借“太子”以自重。江西重地的分量,蒋介石掂量得清楚,五次“围剿”在赣南,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军官训练团在庐山,都让老蒋操碎了心。蒋介石想让儿子到江西去,可以考验一下,也比较放心。而上海沦陷以后,杭州开始遭敌机轰炸,此时的溪口也不平静,虽然老百姓蒙在鼓里,可蒋经国他们消息是灵通的。而作为内地来说,那时江西还是比较安全的,于是老蒋便决定让蒋经国去江西避险。

蒋经国连忙告诉毛福梅,又写信回了蒋介石,表示“中原板荡,志士归心。国家民族,已临生死存亡时刻。儿子决心为国出力,即使条件最坏,也可以试试自己的身心和勇气。”

蒋经国就要离开溪口了,毛福梅十分痛苦。但她能理智地处理这一切,她认为儿子是为国效劳,她不能影响儿子的前途,因此,她显得心情开朗。倒是蒋经国舍不得离开母亲,对毛福梅说:“阿妈,等我到江西安置下来后,立即来接你。”

“你去吧,菩萨会保佑你的,我天天为你求老天保佑!妈有这么多亲朋好友照顾,你就别操心了。”毛福梅说着,眼睛湿润了。

蒋经国心中十分难受,匆匆走开,又调转回头,扯着母亲拭泪的衣袖安慰道:“阿妈,我一生一世再也不离开你了,经儿一定要把你老人家从武岭山下接出去!”说完,蒋经国的眼睛变模糊了,为怕众人看出他流泪,他一转身钻进了汽车。

1937年的重阳节过后,蒋经国携妻子蒋方良、长子孝文在蒋介石外甥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派的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的保护下,带了两个保姆,一个专门烧饭做菜的张妈(张小品),由毛宁邵开车,通过浙江中部的崇山峻谷,向江西进发。

这只曾经沧海又困在山沟的雄鹰要冲出山谷,飞向广阔的蓝天了。

江西是蒋经国的从政处女地

蒋经国出生于奉化,磨炼于俄罗斯,扬名于江西,奠基于赣州,与江西赣州结下不解之缘。他曾把赣州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那不是客气话,的确是由衷之言。

江西尤其是赣州对蒋经国之所以重要,因素很多,一是他在那里初试锋芒,是他从政的始发站和实验场所,在6年的时间里,一是摸索和积累了一套统治经验;二是培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干部——“赣南派”,成为他以后发展事业的重要骨干,后来还有不少人在国民党台湾政权担任要职;三是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风格卓约而扎实出色的工作,将处于社会糜烂和政治真空的赣南治理得像模像样,“建设新赣南”名扬全国,在国民党统治区赢得了较高的声誉,成为他步步登高的一笔相当可观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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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东溜西逛管“闲事”(1)

蒋经国一行于1937年重阳节后到了南昌,先是住进赣江边下沙窝的江西励志社。该社干事谭克明见他带有家眷,又像逃难的,开始想拒之门外,经说明身份,才没话说,借他几个胆也不敢将“蒋太子”拒之门外呀。

“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清静所在。因为励志社毕竟不便住家,蒋经国不久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住。大概又过了三四个月,1938年1月,小蒋正式任职后,他的家眷才迁入一纬路原南昌警察局长的房屋。这是一栋朴实、舒适的房子,他与家人住得很安逸。

南昌这座历史名城,原本优美壮丽,入目是“禁三江而带五湖,控荆蛮而引瓯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胜景。可是1937年秋天,蒋经国眼中的南昌城,却是一片孤城落日的景象。当时武汉正在鏖战,大批难民从北边拥入江西,男女老幼,手提肩挑,堵塞路途,边走边讨饭边叫喊,陆陆续续拥进南昌城。南昌此时挤满数10万难民,一片混乱。

蒋经国到南昌后,头几个月没有工作,是等待分配。这一段时间他很不痛快,他的太太蒋方良初来中国,言语不通,生活习惯很不适应,除了丈夫和儿女外,举目无亲。好在不久高理文和夫人罗南英来到南昌,他们生活在一起才感到愉快,因为高理文夫妇都是留苏回来的,彼此没有语言和心理隔阂,可以融洽相处。

小蒋生来性情好动,加之年轻,精力充沛,在家里闲不住,经常步行外出,不坐汽车,不带随从,穿着朴素,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出现在南昌街头、商店、工厂、农村,谁也看不出他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他在街头东逛逛西溜溜,管管闲事,跟东北、平津、宁沪等沦陷区流亡来的青年交往频繁,这些流亡青年在南昌一堆一堆的。有时他身着工人服装和青年们一起,大唱抗日歌曲,有时还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见到这位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流亡人士和普通百姓对他都有好感。

小蒋回国才一年多,还摆脱不了十几年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喜欢过一个平民的生活,又喜欢打抱不平。老蒋为了他的安全曾经派了十多个卫士来保护他,他都一一遣送回去了,只留下两个人在身边。他的行动使人难以捉模,他喜欢一个人出去,往往使溪口带去的保卫人员头疼。有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保卫和司机他们都以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玩玩。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他们这些人又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按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还是毛宁邵爬墙进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站在门口的竟是蒋经国。他出去管闲事管到深夜才回来,保卫人员都吃惊不小。

一天午饭后,太阳毒辣辣地吊在当空,把人晒得浑身流油。体恤民情的蒋经国来到难民站视察,接待站里有一些大木桶,是供唇干舌焦的难民喝茶水用的。那么热的天,人不喝水是会渴死的。小蒋打开水桶一看,一个个都是空的,根本没有茶水。

小蒋火了,把站长找来,指着木桶一顿骂:“操蛋!你摆这些空木桶是做样子吗?大概你爹、你娘、你兄弟姐妹、妻儿老小当不了难民,要是他们亦在难民群中,你是什么感想?!”

站长听着蒋经国的训斥,无言以对,连声承认错误,并按着小蒋的吩咐,急忙为难民准备了足够的茶水。小蒋这才满意地走了。

这件事情过了不久,一天小蒋同一位朋友去看戏,路过一家旅馆的门口,见大门外围着一群人,不晓得出了什么事,他好奇地挤到里边去看。原来是两个警察抓住了两个私娼,那两个女人都只穿着短裤、背心,警察要拖她们上警察所去。

小蒋一看警察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做得太过分了,就和他们吵起来:“你们让人家到警察所去,也得让人家穿上衣服吧?这个样子在大街上走,成什么体统,真他妈的胡闹!你们有本事去抓嫖客,她们也是可怜虫嘛!”

两个警察见他竟敢为私娼说话,好大的胆子呀!正要跟他发作,一看他身上穿的是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风闻这是“蒋太子”的典型装束,便机灵地忍住了,连忙改口说:“这位先生,您老人家讲的在理,我们这就放了她们。”

围观的人们看到这般情景都会意地笑了。

小蒋虽然是等待分配工作,可他并不去串权贵的门,而是整天往底层百姓堆里钻。有一天傍晚,江西省府委员萧纯锦公毕回家,路过蒋经国住所,见到他家门前路上,停了几十辆人力车,好生奇怪。他猜想是蒋经国在家设宴请客,但又奇怪他请的客人中怎么全是坐人力车,竟没有一个乘坐汽车的人吗?后又发现所有停在他门口的人力车,都是空车,没有车夫,车夫到哪里去了呢?他最后才了解到蒋经国这次所请的客不是别人,完全是人力车夫。

在南昌东溜西逛管“闲事”(2)

一个当今颇有声望的“千金公子”,竟邀请中国旧社会处于最低层的苦力、人力车夫作客,交朋友,省府委员萧纯绵看在眼里,心里着实佩服。国民党官员也说要深入民众,关心民众疾苦,但有哪个能深入到苦力群体中去,关心他们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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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照章出牌的“娃娃处长”(1)

江西为什么成为蒋经国从苏联回来的第一个就职之地?这与蒋介石同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特殊关系有关。熊式辉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得势后的智囊政学系的头子之一。他与宋美龄也有较深的私交。熊式辉为了讨好蒋介石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曾主动向老蒋表示,希望老蒋把儿子放在江西。

蒋经国一行真的来到了南昌,熊式辉认为还是有必要向蒋介石报告,当即打电报到武汉,说小蒋夫妇到了南昌(因宋美龄的关系,同行者不便提及毛夫人)。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即复电熊式辉,大意是说经国回国不久,要熊式辉加以教训。

虽然只说到“教训”,没说到安排什么工作,熊式辉接到蒋介石复电后,还是揣摸出了老蒋有将小蒋留在江西之意。南昌上层人士称小蒋是带了“尚方宝剑”的一只“虎”,拐公(熊脚受伤微跛,人们称他拐公)既喜这只“虎”又畏这只“虎”,既可借虎威自重,又畏养虎伤人。这里的关键是运用得当安排合适,但对蒋经国要怎样安排才合适呢?安排得好,对自己今后的前途大有帮助;安排不好,不是得罪父亲就要得罪儿子。熊式辉早听说过小蒋留学苏联的一些赤色传闻,如对他委以重任,深恐控制不住。当时省里合适的官位均已告满,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两个坑。给“蒋太子”一个什么“坑”好呢?他颇为踌躇。反正老蒋还没有正式提安排儿子工作的事,他也不必着急,所以没有给小蒋安排什么职务,也不敢去“教训”他。

小蒋在南昌闲住的时候,老蒋在庐山忙得不可开交。南昌市离庐山不远,闲不住的小蒋便上庐山去拜见父亲,请示就职去向。蒋介石亲笔给熊式辉写了一封信,大意是:犬子回来,要求在你名下做点工作,希望严加教育。

小蒋持信面谒熊式辉。这次有了老蒋的手书,指明要在他名下做点工作,熊式辉就要认真考虑小蒋的职务安排了。

熊式辉受到蒋委员长的托付是引以为荣的,但还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在他名下做点什么工作?老头子惜墨如金,没有任何暗示。对蒋经国的出处怎么安排?请他干什么好?熊式辉一时拿不定主意。安排不好就会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前功尽弃。他向省政府诸委员征求意见,有的建议建设厅长龚学遂当了南昌市长,这个遗缺可请小蒋来补。这就是说要安排个省厅级的位置。省保安处长廖士翘自动建议说:“我的处长让他来当,我可调到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去,这样对于省保安工作不受影响。”其余还有种种意见建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熊式辉反复权衡采用了廖士翘的意见,遂向蒋介石秘电请示。极有心计权谋又深谙宦海风波的老蒋复电不准,说:“经国年轻,缺少经验,不宜独当一面,可当副手,以资历练。”熊式辉心领神会,即拟任小蒋为省保安处副处长,再电请示,被批准了。

熊式辉即在1938年1月发表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

这是蒋经国初试锋芒的第一个职务。不久,又发布他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学生队总队长,且兼任江西伤亡管理处长。不久,又任命他兼任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的处长职位极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

其实保安处原已有了副处长,为了安排蒋经国,熊式辉只得将原任副处长的自家侄子熊彬改任保安处参谋长。在名义上好像蒋经国是在熊彬之上,但实权还是操在熊彬手中。

以28岁的青年而言,这个“副处级”少将衔职位似乎算破格提拔,但对于蒋经国来说,却并没有擢升,他在苏联就当过大工厂分厂长,也相当“副处级”,何况他正经在托尔马乔夫中央军政学院学过军事、政治,当个省保安副处长并不算过分,只是少将军衔有点偏高。不过当时的少将很滥,国民党军警宪特队伍里像“豆瓣酱(将)”似的多的是。

1938年2月,熊式辉又接到蒋介石的来信,托他延聘名师,教子读经。他是嫌儿子洗脑还不够彻底,中国传统文化丢得太多。熊式辉当然不敢怠慢,惟老师难请,谁能当这“太子太傅”呢?熊式辉就请教育厅厅长程时轸多方慎重物色。程厅长推荐当时的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易教授担任。因这时南京已沦陷,中央大学不得开学,王易暂赋闲在家。当即由熊式辉电请蒋介石核定,送上聘书,并商得程时轸同意,借用其住宅楼下的书室为馆址,规定小蒋半天读书半天工作。教学内容除蒋经国阅读经史子集提出疑难,由王易随时析疑解答以外,为适应抗战军事需要,还以讲授我国古代兵书为主,攻读《孙子兵法》《大公六韬》《黄石公三略》。这本教材叫《兵书集成》,是用连史纸宋体字精印的线装书,非常讲究,绝非南昌市场坊间所能购到的,是他父亲蒋介石从外地寄来,供他及其伴读者共同学习之用的。

不照章出牌的“娃娃处长”(2)

小蒋遵从父命,尊敬老师,勤奋课读,不敢稍懈。他学生当得认真,从不迟到或托故请假,一定在老师未到馆之前,先到馆洒扫内外。王易老师一到,他就迎上前去,倒茶敬烟,执弟子之礼甚恭,毫无时下公子少爷习气,深得老师欢心。王易很满意地说:“小蒋尊师重道,熟读兵书,毫不松懈,殊属难得。”有时他还得意洋洋地说:“孺子可教也。”

1938年5月,小蒋任江西政治讲习院军训总队长、训导处副主任,无法继续读书了,从此中断。他虽然只读了三个月,但心得不少。1939年他到赣南后,仍不忘读经书,曾经说:“姜尚在三千年前,就有民主政治思想,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必须依靠天下人共同奋斗。”

熊式辉把他安置在保安处副处长这个高位闲差上,无职责无权力,甚至每日上不上班都由自己决定。他只期待小蒋这个年轻人仕途有个舒适闲逸的开端,不必担负大多实质工作,熬资历就行。不料小蒋无法忍受无所事事,他刚从紧张繁忙、热火朝天的苏联回来,在贫穷、饥饿还有日本侵略的祖国,却做起了大爷,这令他心急如焚。急于干事的小蒋不管那么多,认真干了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一派新锐气象,积极得让保安处和熊式辉都受不了。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且不管大会小会或上课、训话、个别谈话,只要说出“蒋委员长”四个字,就像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那景,所有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士兵,甚至学生、群众,都要就地“立正”,态度恭敬、严肃,谁也不敢疏忽大意。

惟有小蒋敢“疏忽大意”。1938年春,省保安部队官员集合,听新上任的蒋副处长训话。他习惯地把“蒋委员长”这个称呼,改为“老头”。保安队官员们都明白他嘴里说出的“老头”就是“蒋委员长”,仍然不敢懈怠,都倏地站起身来“立正”。小蒋看不惯,急忙摆手,大声说:“莫来这一套,我所以称呼‘老头’,就是要避免这一套。这是法西斯作风,要不得!”

小蒋不但讲话口无遮拦,出牌也不照章循规。有一天清晨6时,他单独一人到驻防在南昌市区内的保安第一团去视察。他身穿便服,也不说明身份,到团部说要见团长。第一团的值勤官兵对这位新上任的副处长都不认识,看他也不像个长官,就呵斥说:“时间这么早,团长还没起床呢,下去等候会客。”

小蒋不计较他的态度,仍客气耐心地问:“团长何时会客?”

“7点钟之后。”

小蒋说:“我在会客室等一等好吗?”

卫士见他不走,只好开了会客室的门让他进去,既不向客人倒茶,也下去报告团长,把他晾那儿了。小蒋在会客室里等着等着,7点钟过去了,7点半过去了,直到8点钟,第一团的王团长才来会客。一见面认得是蒋经国副处长,已经在此空等了二小时之久了,就惶恐起来,急得他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无地自容。

这位保安第一团的王团长,是熊式辉主席的外甥女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平时他有恃无恐,谁也不怕,处长廖士翘也要让他三分。但是这一次碰上的是“蒋太子”,怎么也心虚不安。小蒋当时对他并未加责备,说话客客气气,越是这样,王团长内心越是难为情,越过意不去。经这次突然袭击,他领教了蒋副处长的特别作风,自动整饬团务,加强防卫,不敢稍懈了。

但是这件事传开后,他们又紧张和殷勤得过分。蒋副处长有一次去视察另一个保安团,那个团长闻讯,连忙准备。他为了奉承蒋公子,准备举行盛大的夹道欢迎仪式,到处贴满了欢迎标语。临到小蒋要来的那天,他天一亮就起了床,命令全团官兵整队前往车站迎接。从大清早一直等到快中午,望穿秋水,还没见人影。可怜士兵们饿得肚子咕咕叫,急得要命。

正在这时,有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官不像官,兵不像兵,走到了团部门口,说要进到团部里面去。他就是蒋副处长。门卫问他,“找哪个?”

“我是你们团长的朋友。”小蒋说。

“团长有事,出去了!”

“就等他回来吧!我先到各处看看。”

有一个值班的副官,听说是团长的朋友,不敢怠慢,就陪他到各处看看。他一边看一边问,几乎跑遍了各个营房,后来他问一个正在擦墙壁的士兵:“你们今天这样忙忙碌碌,打扫整理是干什么呀?”

“你还不晓得呀?今天省保安处的蒋副处长会来我们团里视察!”那个小兵煞有介事地说。

“副处长也是一个人呀,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劳民伤财。”客人说。

“你这人,说些什么呀?副处长是蒋委员长的公子,弄得不好,那还了得!”陪同参观的那个副官,接着又叨叨地说,“唉!天刚亮,全团官兵就整队迎接去了,也不知道来了没有?”

不照章出牌的“娃娃处长”(3)

“啊!怕是来了,请你派人去告诉你们团长一声,就说他要迎接的人已经在团部了!”

副官大吃一惊:“你就是蒋副处长?失敬,失敬!”

其他在南昌的保安团队,如傲慢的第二团团长曾戛初等,听到这些轶闻也紧张起来,自动整饬团务,准备迎接蒋副处长在任何时候的突然视察,从而起到了整顿团队,加强治安的作用。这个消息一传出去,街头巷尾传为佳话。

许多团长以上的军官们都心悸年轻的蒋副处长这套作风,表面上毕恭毕敬,背地里都称他“娃娃处长”。

“娃娃处长”厉害起来,比“胡子处长”还吓人。1938年的夏季,烈日当空。一天,空袭警报刚发出,三架敌机便侵入南昌市空,盘旋投弹,全市秩序大乱。许多保安团队的官兵纷纷四散逃命。蒋副处长当然不会逃,他在中山路到中正路(现胜利路)的一带热闹市区,指挥市民有秩序地进入防空洞。他忽然发现保安团长肖敷成等也想逃跑到更远的防空洞去躲藏。蒋经国大喝一声:“不准逃跑,跟我共同维持秩序和救火去!”接着他拔出手枪厉声命令说:“立即行动,否则我便就地枪毙!”

“娃娃处长”的这一手,出乎许多保安团队官兵意外,都吓住了,想逃跑的腿直打哆嗦。他们看到蒋副处长冒着生命危险,在敌机空袭下奋不顾身地救火、救人,也只得惟惟听命,参加救防工作。

“娃娃处长”蒋经国平日的生活简单、俭朴,他身为“少将”,平日却从不穿着少将军服,他不愿显摆。他又是曾经出国的留学生,也没有见他穿过西装。他穿的多半是士兵的服装,有时穿工人装,有时穿蓝布中山装。问他为什么不穿将军服和西服,他说:“这样便于接近劳动大众。”

有一天早晨,他到队员宿舍检查内务,发现队员们脸盒里都盛有大半盆洗脸水,当即严肃地批评说:“为什么洗一次脸要用这么多水?这是浪费,是对人们的劳动不尊重!”于是他作出规定:“以后洗脸水不得超过盆内下面的那圈圆痕。”

队员们都低头不语。他好像发现队员们对他的苛刻要求不满,便又诚恳坦率地说:“我要求你们生活节约,你们也可以监督我的生活。发现我有浪费的地方,你们也可以批评纠正。有人说,我是‘太子’,可以多多享受。是的,我是有特殊的优越条件的。但我不想也不愿这样。我洗脸放的水从来不超过那圈圆痕,你们可以检查。国难当头嘛!”接着,他话锋一转,指着两位快要结婚的青年说:“我在苏联结婚时,只花了两个卢布办理结婚登记,就万事大吉。没有请客喝酒,也没有送礼受礼的麻烦。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

把南昌搞得热火朝天(1)

那时,喻松刚从上海抗日前线张治中的集团军总部撤回到南昌,被当时的江西政训处处长肖淑宇强留下来,协助他创办培训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训练大队。肖淑宇兼任大队长,喻松任专职大队附。当时,有不少从平、津、沪各地流亡来的大专学生云集南昌,正好作为政工人员的培训对象,随即借用罗家塘原私立匡庐中学办理招生,不到一周,便录取学员160余名。

由于江西政训处尚未组建起来,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工作人员,多半由保安处调来,所需经费、服装、武器等等,也大都向保安处借用,并于1938年1月正式开课。

开课不久,中队里有人告诉喻松:“蒋经国副处长不声不响地来过好几次,还参加了一次学员们的小组讨论会。”

没过几天,蒋经国便到大队部来找喻松。他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蒋经国,你们工作很辛苦,今天特地来看望你们。”态度热情又随和,同在坐的人都一一握手,给人以很好的印象,一点也不像喻松想像中的“蒋太子”。

坐下之后,小蒋饶有趣味地说:“你们这里很暖和,比外边的温度高多了。”

当时正值四九寒天,喻松没有理会到他的谕意,忙说:“门窗都关严实了,冷风吹不进来。”

小蒋说:“我指的不是这个,而是抗战气氛的冷暖。”

从这里打开了话题,一直谈到如何动员广大青年加强抗战工作,以及如何使当前沉寂的局面变得热烈起来等等问题。

喻松说:“对此,我们也深有同感。我们这里开课才半个多月,政训处才建立起来,也准备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搞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小蒋高兴地说:“说干就干吧,算我一个!”

就在蒋经国这次来谈后不久,“南昌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筹备会”召开了,小蒋亲自参加了筹备会。

江西民国日报社记者汤彤瑢(又名汤光溶)参加了会,保安处政训处的编纂股长笪移今主动地给他介绍认识了蒋经国。在他的想像中,以为小蒋可能和乃父一样,瘦长个儿,威仪一表,身着戎装,腰佩短剑,少将领章,脚蹬长统套靴,十足的军人气派。谁知见面之下,站在前面和汤记者握手的却是一个中等个儿,身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操着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普通话,一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公务人员。他那亲切和气,没有一点架子的言谈举止,使汤记者消除了拘谨,立即随便谈开了。由于会场上不便多谈,小蒋约他去家里谈。

这天晚上,汤彤瑢走进了那个四合院中的小楼房,里面是灯火辉煌,门庭若市,客厅、书房、饭厅,乃至寝室、厨房,到处都洋溢着欢声笑语。其中有进步的学者、名流、专家等,如:孙晓村、雷洁琼、王造时、彭文应、范长江、孙席珍、曹聚仁等,还有青年音乐家何士德、青年活动家杨炳超等,以及来自四面八方抗敌剧团的男女青年演员、导演和许多的青年学生,济济一堂。就在这座房子里,有的角落学者在作专题讲演,有的角落在开座谈会,楼上的厅堂里还在举行音乐舞蹈演奏会,都围绕着抗日救亡的宣传内容。小蒋却在各个场合巡回观看,有时还参加一些活动或提出改进意见。他更多的时刻是认真地向专家、学者请教,诚心诚意地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着重了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有时大家请他发表意见。他当时对国民党的腐化的现象也是不满的,特别对军队抓壮丁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对抗日救国的主张,基本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尽管主人与宾客之间,客人与客人之间,各人的出身、经历、学识、思想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当然,其中也难免混杂有极少数以盯哨、刺探、告御状为职业的阴暗人物。

不久,以政训班的学员为主,加上政训处的宣传人员,在南昌市搞了一个抗日宣传周。大幅漫画悬挂通衢大道,抗战标语贴满街头巷尾,各种形式的小演唱、活报剧等通俗化的小节目出现在街头,一时把整个南昌市搞得热火朝天。最后两天,还借用公安局礼堂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和相声等节目,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时,设在高升巷的新四军文工团人员,也积极支持并参与了这次活动。

从这以后,蒋经国经常会来找喻松谈谈,有时还邀他上街走走,询问些有关南昌市的历史情况和现状,有时也会去看看难民收容所和小手工业工厂。他多次表示愿意和青年人接触,希望喻松能介绍一些青年朋友谈谈。

有一次,喻松去保安处联系工作,蒋经国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招手要喻松进房来坐坐。小蒋劈头一句便说:“我就是坐不惯这样的办公室,房间大,桌子也大,却没多少事情要做。”接着,他突然问喻:“你没有手枪么?听说你的手枪打得很准。”他一面说一面按铃把经理科的黄科长请来,对黄说:“上次你给我看的那种左轮手枪,可以给大队附同志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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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南昌搞得热火朝天(2)

1938年2月底,政训干部人员训练大队的第一期学员已告结业,绝大多数学员都派到江西保安团充当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喻松前一段的工作不符合保安处的参谋长熊彬(熊式辉之侄子)的口味,熊彬有意把他调到曾戛初的保安第二团担任团指导员,并指派中共叛徒陈洪时续任政训大队的专职大队附。

喻松到职之前,曾陪同蒋经国去过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青年服务团和江西政训处等单位,并先后介绍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等,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保安二团驻在瀛上,喻松到职以后,蒋经国也经常来到瀛上玩玩。瀛上是郊区,丘陵较多,有时练习打靶,有时也去各中队看看士兵的政治学习。于是,蒋经国与团长曾戛初也很熟悉了。

在这段时期,蒋经国还常和喻松谈到他所深恶痛疾的“四害”问题,即鸦片烟、赌博、娼妓、贪官污吏。有一次,他突然问喻松:“你们江西的草鞋怎么这样贵?听说一双两元钱。”

喻松听了愣怔不解。稍后才悟到,原来他是幽默地讽刺各县那些下乡催税催粮的法警,对老百姓敲诈勒索的草鞋费。

蒋经国还问他:“听说坐牢的人,进牢、出牢都要花钱,真是这样吗?”

喻松说:“确有其事。”

还有一次,以###起家的浮梁区专员酆景福前来拜访蒋经国,喻松轻声对他说:“这家伙原是我们高安的县长,是个刮地皮的能手。”

小蒋不客气,出来指着酆景福的肚皮说:“你这么大的肚皮,里边可有不少老百姓的东西啊!”

酆专员窘得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应对。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1)

1938年1月,小蒋刚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就应邀出席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的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主张国共两党“携手共进”、“合作抗日”。他不光嘴皮子上说一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蒋介石在考察苏联的时候也觉得共青团有朝气,就接受儿子的建议成立了“三青团”。蒋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蒋经国又提议,三青团团员的地位与国民党正式党员相等,甚至年逾25岁之后,三青团团员可以无限期留在团里,不必转入国民党。三青团团员这种特殊地位,使掌控党的机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

“三青团”头子康泽是蒋经国非常不喜欢的法西斯型的官员。三青团成立不久,康泽就抽调12个人(大部分是蓝衣社旧部)“协助”蒋经国筹组江西支团部。他们想要操纵小蒋,架空他对三青团团务的权力。小蒋哪是那么好操纵的?他要反操纵,有心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做为团中央、甚至国民党组织的样板模范,首先发动和团结青年参与抗战,这使他和戴笠的蓝衣社成员以及cc派掌控的省级、地方级国民党党部,统统合不来。

1938年3月中旬,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约他晚饭后去他家里谈谈。喻松按时前往,进门一看,围着两张大餐桌坐了二三十人,还摆了茶点。

蒋经国告诉喻松:“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谈谈如何动员青年参加抗战的问题。”

应邀到会的,除了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外,其余大多是青年服务团、抗敌后援会和政训处的工作人员,彼此都是熟悉的。座谈开始时,蒋经国首先发言,大意是:敌人已经打到我们江西门口来了。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狠狠地打敌人,进行有效的战斗,敌人就会一步一步进逼,南昌也难保住。今天邀请大家来,就是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供政府参考。

参与座谈的都踊跃发言,主要的论点大都集中在抗战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一致认为:“要坚持抗战,必须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坚持抗战。”座谈会开到10点钟才结束。

1938年4月初的一天早上,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语气很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抗战建国纲领》发表了,下午见面再谈。”

在参加保二团刘副官的婚礼时,蒋经国拿着报纸对喻松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有了这样一个纲领大家共同遵行,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说这话时,轻松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

可正是《抗战建国纲领》颁布的前两周,喻松向武汉订购的七百多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经再三向邮局查询,得知被邮电检查所扣住了。无可奈何,喻松只有求助于蒋经国。他知道后,立即驱车偕喻前去交涉,不但把书全部取来了,而且教训了那位所长一顿。

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二大队的队长何士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雷宁(又名薛汕)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队里主编《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文风尖锐,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喜爱,很多外面的人一进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雷宁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内容都是来自党报党刊,他只不过是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观点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分赴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来。

初秋的一天,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亮丽。篮球场上,活跃着健儿们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观看的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远,雷宁没有去瞧那个热闹,仍在室内写他的文章。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嚷嚷着:“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昵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直呼“蒋经国”的,就算是贬意了。雷宁想:小蒋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是仍干他的事。可心里不免想着:小蒋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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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2)

没过多久,雷宁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士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雷宁抬头一瞧,很容易地就看出小蒋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忙着跟人握手。他的嘴巴忽地闭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打起招呼来:“喂!老表!”

碰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不是“老表”,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他不得不改口说:“哎呀!我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往前走,带着他进到第一大队来了。

蒋经国看看床铺,看看桌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目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士德:“陈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

何士德说:“她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华侨……”

“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好在室内走动,何士德指着说:“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然而响亮地回答说:“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微讽?蒋经国没有说什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雷宁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尾看完后说:“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何士德高声地喊着:“阿雷,到这儿来!”

雷宁走上前去,这才把小蒋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何士德把雷宁介绍给他:“就是他,是个广东人。”又补充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郑重其事地说:“好,雷宁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

雷宁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你……”

蒋经国问他:“《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怎么知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蒋经国对“托派”问题感同身受,最有发言权,他站在“托派”立场上参与了那场残酷的斗争,也遭受了许多的冤屈,但是他不想说什么。

雷宁简单地回答说:“就是我写的!”

他一听,不多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对何士德和雷宁说:“什么时候有空?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雷宁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还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马上回答:“好,准去!”

小蒋嘿嘿地笑开了,声音有点沙哑,带着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然后,就自顾朝前走,又对旁边的何士德说下去:“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嘿’,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他们是‘辟呖拍,辟呖拍!嘿!’”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的人这么称呼,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士德对雷宁说:“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

“去,我们去约他!”

“你没有到过他的家?”

“没去过。”

“好,我带你去。”

他们走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到南昌城郊了。穿过林荫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一瞧,就知道到了小蒋的家。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搞乱了。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青年们问的,都是他在苏联生活中的事情,诸如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是什么模样,等等。小蒋一一满足青年们的好奇,他不拒绝这些常识性的询问。

小蒋见何士德和雷宁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呃,雷宁同志,广东人,你是北伐到南昌来的。”

雷宁一笑了之,何士德也一笑了之。然后,何士德说明来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红艳艳一片……”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3)

“好啊!我们也去。”

小蒋还没有回答,挤在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小蒋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些青年人就喊开了:“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辟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

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预备——唱!”众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轻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大家沉浸在热情的歌声之中。小蒋用俄语,青年们用华语,竟能合拍合调地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下去。

在这个时候,雷宁感到蒋经国即使大了几岁,终究还是想回到爱国青年的队伍中来,此时此地他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他跟大家一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竟能合谐,一起共鸣。他这么做,是跟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是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多么密切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批青年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名流,像许德珩、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长),等等。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

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的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个捣乱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面目可憎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撅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

这个会已经邀请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大家很没有把握,于是,便派雷宁去他家中看看。

雷宁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楚。雷宁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从传达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他只好悻悻地出来。当他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个人来,喊了一声:“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雷宁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赶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了军装,摘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靠着装耍威风而这么做的。还没有等雷宁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雷宁改口掩饰说:“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他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了。那个时候,不兴骑自行车,他进入市区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了会场门口。有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一批人认出他来了,不敢阻挡,腾个空隙让他进去了。

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小蒋看得清楚,有一批不三不四的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分!”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再合适不过了。

雷宁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一杆子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台上台下都安静了。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脯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

可是,台下又鼓噪起来,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4)

小蒋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一个人喊:“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的,给我出去!”

那个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么,分明在听候幕后指挥。

小蒋又抬出身份来再说一遍:“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出去,只是老实些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小蒋不肯罢休,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出去!”

那些贼眉鼠眼的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他们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小蒋放下了手,摸一摸下巴颏从容不迫地说: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挡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都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汹涌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蒋经国站在台上,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橙橙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几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晕,扩大开去,把台下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烁着闪烁着,给人一种热烈而迷离的感觉。只有群众的情绪是热烈昂奋的。

10月间,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召开常委会,蒋经国以常委身份建议在后援会中另设一个行动委员会,小蒋为主任委员,周百皆(蒋的秘书)、曾伯雄(进步教师)和汤彤瑢为委员。并在该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农民工作团,由曾伯雄任团长,汤任队长。任务是准备在南昌沦陷后到乡下打游击。

汤和一些青年朋友就这样在南昌近郊莲塘、樵舍等处,顶风冒雪地干了起来。从此以后,周百皆成了汤和小蒋之间联系的纽带。不久,小蒋同周百皆都到抚州新兵督练处去了。汤也就被调离了该团。

“蒋太子”行为方式很新鲜

蒋经国到保安处上班后,无事可做,甚感无聊。因为日常工作都由处长、参谋长处理。他只好自己找事做。

有一天早上,他身穿便服,头戴一顶半新半旧的遮眼礼帽,独自在南昌市区走街串巷。逛到府学前东侧的菜市场,他看见一个国民党警察正在殴打一个卖菜的农民,警察扭住农民的胸口上衣,脚踩菜筐,气势汹汹地向农民拳打脚踢。

小蒋看不下去,走上前去把警察拉开,顺手一推,警察猛不防往后退了好几步。一群男女老少围上来看热闹,人群中议论纷纷:“恶狗碰到恶猪婆,看他怎奈何!”

只见被奚落为“恶狗”的警察火冒三丈,拖住眼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恶猪婆”喝问:“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们的事!”

蒋经国没有回话,只是在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在警察眼前一晃。警察不看名片也罢,骤然一看名片上“蒋经国”三个字,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刚才还是神气十足的“恶狗”,一下子蔫成呆鸡,忙不迭“立正”、“敬礼”。

那时的南昌市的警察的确凶恶。南昌市号称“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国民党的省、市首脑对整顿市容和检查街道清洁,正搞得热火朝天。一伙警察把经念歪了,借此机会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南昌市警察局长黄光斗对敲诈勒索老百姓格外来劲,经常亲自督阵,闹得满城鸡飞狗跳墙。群众怨声载道,说:“南昌出了黄光斗,迷死猫儿害死狗。”局长既然如此暴戾,无怪乎警察对市民百姓逞威行凶,殴打卖菜老农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蒋经国看到警察软了下来,用告诫的口气说:“警察对老百姓要讲道理,哪能动手打人?下次如再胡闹,便要处分你!”说完,在菜市场转了一圈,径自离去。

警察当场丢丑,当然也是对黄光斗局长的一个打击。事后,黄光斗埋怨那个警察连蒋经国都不认得,其实小蒋如此行为方式,他心里也犯憷,于是连忙严令:“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中,警察打人,罪加一等。”

1938年初的某一天,小蒋在侍从的陪同下,身着便服游逛南昌街市,步行到豫章公园(今中山堂)对门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进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踏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小蒋跑过去看,原来是在房间里吃饭的一位上校军官,因招待员上饭稍慢了一点,就大发雷霆,将端上来的一碗饭朝服务员迎面泼过去,还打了服务员几个耳光,十分盛气凌人,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小蒋本来就喜欢打抱不平管闲事,见此情景更是火窜脑门,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你身为军官,岂允许侵犯人身?”

那军官见对方是个其貌不扬的“普通市民”,便傲慢地反唇相讥:“你是什么东西?关你屁事!多管闲事。”

居然被称为“东西”,蒋经国被激怒了,责问那军官:“你违反军纪,殴打店员,是不是犯法?我倒要问你是什么东西?”

那军官有眼无珠,不知对方的来头,气势汹汹地掏出手枪,在桌上一拍,喝道:“老子毙了你!”

小蒋的侍从正待拔枪,被蒋制止,但那军官还在神气十足,骂骂咧咧。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己的名片。名片就是等级就是特权,“蒋经国”三个字比所有官衔都值钱,小蒋本心虽然不讲特权,平易近人,但在特定场合他也要使使名片代表的特权。那军官一见名片脸色大变,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名片镇住了,显出了一副狼狈的样子,连连认错求饶。三街两市观热闹的百姓则拍手叫好。

小蒋看了一看军官番号和符号,便随手写了一张字条,递给那军官,厉声说:“我命令你,拿这张字条,自动到军法处去报到,听候处理。”

那军官一看字条吓软了,立时臭汗淋淋,立正敬礼,当面请罪。蒋经国把手一扬,那军官屁滚尿流地拿着字条灰溜溜走了。

后来蒋经国告诉毛宁邵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阿爹,以后关了那个军官六个月的班房。”

管了警察又治军官,小蒋因为这“菜市场”和“六扒馆”事件,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誉。

小蒋在街头转悠得多了,便渐渐了解了一些民情,知道了警察、军官后面的一些污七八糟的事,在一些公开场合直率地指责当时的江西省政府民主作风欠佳,官僚腐败风气甚盛。

他的这些言行,严重地损伤了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利益,引起官场许多人私下议论和不满。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1)

小蒋“私行察访”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1938年的元宵节,他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

毛宁邵开车送他到景德镇,刚住下,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都来向蒋经国借钱买烟抽,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蒋副处长兼任着江西伤亡管理处长,找到他就有办法。伤兵们把大门围住了。当时,恰好毛宁邵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毛宁邵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吧。伤兵们散了,准备明天再来。晚上毛宁邵和蒋经国商量,惹不起躲得起,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让难缠的伤兵们扑了个空。

他并没有离开景德镇,而是化妆成平民百姓,穿布衣,着草鞋,出没民间。他突然来到乐平。当时彭克勤任县长,酆景福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小蒋不公开拜访他们,悄悄地住进一家旅店里,每日便服简从,出没于城市乡村,混迹在大街小巷,东瞧瞧,西听听,了解民间疾苦,搜集社会弊病。他居无定所,行无定踪,究竟在乐平呆了多久,谁也说不清。弄得专员和县长到处打听他的行踪,惊恐不安。

最后,小蒋终于在县政府露面,赫赫“蒋太子”,突然下访小小县令,让彭克勤这个芝麻官手脚失措,啼笑皆非。

次日,小蒋饬令彭克勤召集保甲长,火速口头通知各家各户,要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

阴天细雨,又是元宵刚过,乡民们都还窝在家里烤火、打牌,一般都不会出门。这天男女老少齐出动,多半出于好奇心,想瞻仰一下“太子”的风貌,济济一堂,连门口和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大家昂首翘立,静候“太子”驾到。

衙门都难进,老百姓平时也不愿意靠近。这天县府门口却撤去了岗哨,大开正门,任凭自由出入。礼堂不加任何布置,台上不设任何座椅,不摆花卉。只是在讲台上放一张长条桌,后面用个木架撑着一块大黑板,条桌上放一匣粉笔和一块擦子,和课堂一式无二。这大概是小蒋的要求,好让老百姓不感到拘束。

不久,彭县长恭引蒋处长登上讲台。百姓眼中的“蒋太子”中等身材,有点胖,身穿戎装,神采奕奕。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讲写写,写写讲讲,好像教师上课一般,足足讲了大半天。彭克勤则毕恭毕敬以立正姿势侍立在侧,当讲到官吏受贿、苛政虐民等弊端时,彭县长芒刺在背更是汗流额面,无地自容,可怜又复可笑。百姓则窃窃私语,指指划划,好不开心。

他们最开心的还是小蒋的讲话,说出了人民的疾苦和群众的心声,说出了一些平民百姓平素敢怒而不敢言的事,批评了国民党军政部门的许多弊端。他讲得慷慨激昂,痛心疾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时间虽长,无一人中途退场。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只间或有人唏嘘嗟叹而已。

小蒋的演说才能当地官吏无人可比,更无人可比的是他不讲空话,痛贬时弊都举出许多实例,亦庄亦谐,形象生动。

实例之一:“克扣粮饷”,不给士兵吃饱。

当时乐平县设有一个自卫大队,队部设在大寺上“上谕亭”(清代迎接圣旨的地方,后改为女子小学)。其中有个军官,南昌人,长着一颗患过癞痢的光秃秃的脑袋,绰号“蕃瓜头”,为人凶悍,常见他打骂士兵和百姓。一天,自卫队开午饭,他手执皮鞭,站在饭甑旁边监督士兵盛饭,一般大的饭碗,不准冒尖,不准压紧,不准再添,多数士兵吃不饱。谁想多盛一点,“蕃瓜头”举手就是一鞭。这个情景正巧被微服的小蒋亲眼看见,这个军官就倒了大霉。蒋处长在大会上火冒三丈地说:“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自卫队连饭都不让士兵吃饱,还指望他们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吗?国家发给每人每月45斤粮哪里去了?不是有一半被你们这些当官的层层吞吃了吗?”

他用手一指彭克勤说:“你们这些当父母官的为什么不管一管?”彭克勤正结结巴巴想解释,他又一拍衣服荷包,“中国这些当地方官的,上任的那一天,的确是两袖清风,口袋里空空的;可是走的时候,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破了,怎么破的?叫金条、银元和钞票胀破了……”礼堂里暴发一阵大笑,把个彭县长整得恨不得钻地缝。

实例之二:“强买蛮夺”,当兵的欺侮老百姓是常事,老百姓怕兵是常理。凡是穿军服的,老百姓都称之为“披着老虎皮的凶神恶煞”。特别是进城卖菜的农民更是吃惯了当兵的苦头,见到当兵的上街买菜,莫不纷纷向街道两旁的小巷躲避,躲不及的只好自认晦气。菜价任凭赏赐,一言不合,不但菜担翻天,瓜菜满地滚,还要挨顿饱打。这土匪江湖场面也叫这位“蒋太子”亲眼看见了。他亦庄亦谐气愤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一担菜也来得不容易呀,辛辛苦苦挑上街来,想卖几个钱,得到的报酬却是‘五吊’(一掌五指,谐称五吊)‘一元’(即一拳)和‘一角’(一脚)。”他边说边比划,引得哄堂大笑。接着,他严肃地说:“当兵的不讲理,欺侮老百姓,这样的兵,老百姓会拥护吗?能拿去打胜仗吗?归根结底,还是要怨当官的,平时教育不严,克扣他们的粮饷和伙食费,他们不敢找当官的,只好在老百姓身上出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麻虾,倒霉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这些话国民党的官员哪个敢讲?只有小蒋敢讲,他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们自然给他热烈鼓掌。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2)

实例之三:“贪污舞弊”。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因而田赋改征实物。这便给承办人员大开了贪污之门,收进以优为劣,压级压秤,扣潮扣杂,百般挑剔,千般盘剥。这种情况也被小蒋打听得清清楚楚,举出实例,使得彭克勤面红耳赤。

实例之四:深夜搜查,借故勒索。夜深人静,当人们一天疲劳进入梦乡时,突然响起一阵砰砰的急促敲门声,人们都习惯地知道“查户口”的来了。赶忙披衣起床,全家列队静候点名应卯,经过一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角头角落的搜查,如果有漏报人口的临时来客,就成了他们的“猎获物”,机警的户主懂得其中奥妙,塞点烟酒钱,也就化险为夷,万事大吉。否则,也许当场像变戏法一样,会在床上搜出一块大烟土(鸦片)来,或者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把你一锁就带走了。这些社会黑幕,小蒋以生动的描画和诙谐的语言形容得淋漓尽致,听众捧腹,笑中带泪。

实例之五:“抓丁抓夫”和“捆绑壮丁”。政府只管要兵,不重视士兵福利,不保障军属生活。进了兵营,吃不饱,穿不暖,不死也得脱层皮。人人不愿当兵,兵源愈来愈困难。终于变成了“抓丁拉夫”,被抓去的壮丁形同囚犯,剃光头,受禁锢,行动不得自由,连大便都有人监视。送部队点交时用根又粗又长的麻索缚住手臂,像蛤蟆一样串成一长串,走不动的就拳打脚踢,视之如猪狗。这些丑恶场景恰好也被小蒋撞见,他痛心地说:“这些被抓来的壮丁是人,人不是牲畜,却受到这种种非人的待遇。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就因为穷,没钱行贿,就被抓来当兵,这样抓来的兵又怎能敌忾同仇去保家卫国呢?”

官员们哪有把老百姓当回事的?偶尔把老百姓呼来不是训斥打骂,就是摊派勒索,而蒋处长既不训斥打骂又不摊派勒索,说的都是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听了叫人痛快。只有站在一旁的彭县长灰头土脸,被奚落嘲讽得好不自在。

小蒋视察乐平之后,开车前往五区专署,视察国防工程。五区专署设于景德镇,这国防工程所在地距景德镇有十余华里,不通汽车,按当时官场惯例,已备好轿子伺候。蒋经国对于象征腐化的轿子看都不看一眼,拒绝乘坐,坚持步行。这可把当地官员整苦了。陪同视察的五区专员酆景福、浮粱县长屠孝鸿、波阳县长吕伯荩、乐平县长彭克勤等,各自都有自己的轿子,蒋处长不坐,他们哪敢坐?只好随同步行。这班专员县长们平日养尊处优,被伺候惯了,一个个身体肥胖,行动不便,对于这往返约三十余华里的步行,叫苦不迭。蒋经国哪管这些,何况又成心要他们难堪,他健步如飞,除运动员出身的波阳县长吕伯荩勉强能跟上外,其他人均远远落后。小蒋看到这种情形更是乐不可支,更加快步奔走,专员、县长们不得不拼命跟随,累得气喘嘘嘘,疲惫不堪。被小蒋整得心神交瘁的乐平县长彭克勤一不小心,“扑通”跌倒在地,幸亏侍卫急忙扶起。

蒋经国没有放过他,又在###上演说:“国难时期,凡我公务人员均应加倍振作。现在有的县长连路都不会走,跌跤了,这怎么行呢?”

蒋经国整得县长跌跤,在江西官场一时传为笑话。

地方党政首长被整得狼狈难堪,他们不敢跟“蒋太子”公开较劲,只有秘密告状一途。因为小蒋竟然在全省各地突袭访视,弄得地方官员个个紧张,熊式辉办公室不久就涌进许多抱怨声浪和告状信件,指责小蒋的工作作风像共产党。

不过,那时候他的确与共产党打得火热。他不仅经常参加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活动,还担负了另一个任务,为在南昌的苏联航空大队做翻译,照顾他们的起居。

为了帮助缺少空军和飞机的中国抗日,苏联飞机不断地飞来南昌,而且越来越多,南昌和武汉两地,经常驻有一百几十架各种类型的战斗机。接待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任务,原由江西励志社负责办理,办理得不好,因蒋经国在苏联多年,并一度学过空军,对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了如指掌,便换了他来办理。由于他参与此事,使接待工作做得更为周到。蒋经国常组织些联欢节目,激发了苏联空军人员的战斗意志。抗战初期武汉空战大捷,苏联飞行员一举歼灭敌机十余架。

后来在苏联空军担任少将的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回忆说,那时,他也在南昌航空大队,几乎每天都见到蒋经国,那是个卓越的人,关系处得很好。小蒋还悄悄告诉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的党证,他从未退出苏共。在小蒋的努力下,苏联航空大队跟他夫妇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夏伯阳》。那是小蒋从苏联大使馆弄到的,由他本人担任翻译,中国年轻的飞行员边看边欢呼,挺崇拜苏联英雄的。

私访弄得当地官员狼狈不堪(3)

蒋方良跟苏联飞行员也处得很熟,常在一起喝茶。苏联飞行员发现,小蒋跟妻子一起时,都是说俄语,从不说中文。

1938年8月,布拉戈维申斯基·阿·谢临回国时,蒋方良来看他,感伤地对他说:“阿廖沙,你要走了,替我亲吻祖国的土地!”

阿廖沙劝她:“你也回来看看吧!”

“不,这不可能!”

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阿廖沙理解她是没有自由的。蒋方良从不干预丈夫的工作,从不参政,好不容易适应了在中国金丝笼似的生活,好不容易获得周围中国人的尊重,她也爱着自己的丈夫,回苏联是不可能的,她只好把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愫深埋心底。

在南昌这段时期,蒋经国为人随和是人所共知的。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适应。对爱歌唱跳舞的,他能随同合唱或参加表演;对好讲笑话的,他也能说些引人哄堂大笑的故事;对商讨问题的,他常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已作出决定的安排,他也从不变更。这一切,无疑是受人欢迎的。

有人欢迎就有人怨恨。小蒋在南昌呆着是越来越让熊式辉头疼。小蒋因为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的###上演讲,招待苏联航空大队看苏联电影,又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种太过进步的举动招来嫌疑。连蒋介石也接到报告,指控小蒋过分热心,采取左派做法在南昌搞得翻天覆地。熊式辉会做官,他心里虽然不满小蒋的言行,但表面上却为小蒋辩护,在老头子那里为蒋公子开脱,说他的言行基本上符合国民党的规范。不过,这些指控还是起了作用,戴笠奉蒋介石指示,召见安徽省“忠义救国军”(戴笠控制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负责人文强少将,布置特别任务。文强出身于湘江岸边的世代为官的豪门大家,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他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委常委和军委代理书记。他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他和蒋经国有类似红色经历,年龄也差不多。戴笠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定期和蒋公子谈话,讲解中国国内政情,继续洗脑,这样“太子”才不致于继续受到共产党影响。此后一年半的时间,文强每个月和小蒋见面谈话一次。

蒋经国倒很欢迎这种谈话,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就被幽禁在溪口洗脑,对中国国情和官场习气实在了解甚少,有人来谈谈还不好?他和文强见面时很注意聆听,借此机会了解国民党内各个派系以及重要人物的习性、根底和特点。但是在谈话中,小蒋在苏联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对苏联的好感也不是一下子能从脑海里抹去,一不小心就从他嘴里溜出来。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蒋家姻亲,对这些当时的大人物显得很不恭敬。后来他接受文强建议,在谈及知名人物尤其是亲戚时,不要用这种不屑的说法。不过,蒋经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借用他父亲婚姻关系带来的方便。文强虽然同情敬佩小蒋的观念,但职责所在也必须提醒小蒋,不要对苏联屡有好评。文强每次和小蒋谈完话,都做下笔记,呈交戴笠,戴笠再转呈给蒋介石。可怜贵为蒋委员长的儿子又是少将保安副处长的小蒋,仍然受到监视,不能随便说话的。

后来他发现,这种监视是太普遍了。蒋经国从苏联回到中国后,很快就发现国民党编织了相当广泛的情报特务网。当时最大的两个情报单位,一个是戴笠主持的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一个是陈氏兄弟主持的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此外,各军种、中央警察、省政府、中央银行及其他官僚机构,也全都设有特务组织机构,互相窥伺,也侦查日本及中共的活动。国民党军队政工人员不但监视军人,也针对特定民间人士进行侦察监控。这种普遍的特务情报网络,他倒不感到新鲜,他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报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秘密帮会关系密切,像藤缠树树缠藤一样,错综复杂。他厌恶这种现象,蒋经国以后在他自己的辖区内,努力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他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情报网络也要搞,只是不要跟黑社会有瓜葛。

“蒋公子”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令南昌百姓感到新鲜,也有好感,却令地方官员越来越头疼,告状的越来越多,甚至告到了重庆他老子那里。熊式辉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寻找机会,把爱管闲事有些共产党味道的小蒋调出南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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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1)

熊式辉终于找到了挤小蒋出南昌的机会。

1938年春夏之交,赣北战事稍见平静,熊式辉决定创办集训区、乡两级行政骨干的“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选定坐落郊区梅岭原用来集训学生的夏令营作为院址,派在保安处无事可做的小蒋兼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的总队长兼训导处副主任(主任是民主党派的名人许德珩),负责训练基层政治干部。

有事做就行。小蒋把拟定的办院初步方案给了喻松一份,要他加以研究提出意见。喻松看后,获知该方案把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集权于总队,设总队长和总队政治指导员统揽其事。他认为总队的职责过重,似应设置相应的机构以补不足。小蒋便恳切地要喻松去和他共事,并希望他能出任总队政治指导员之职。喻说:“保安团的工作怕离不开。”小蒋说:“这个你不用去管,完全由我去办。”

几天之后,地方政治讲习院的组织方案和主要负责人选都决定下来了。熊式辉本人兼院长,省政府委员肖纯锦兼教育长,下设三个处和军训总队。教务处长王造时,教育厅厅长程时痊兼副处长;训导处长许德珩,小蒋和民政厅厅长王次甫兼副处长;建设厅代厅长杨绰庵兼总务处处长;蒋经国任军训总队队长,原保安二团长曾戛初兼副总队长(因筹建预五师未到职),喻松任总队附。雷洁琼为妇女连生活指导员。教师中多系民主党派知名之士,学者名流,如孙晓村、潘大逵、彭文应、程希孟、许鹏飞、陈忠经、罗时实、熊芷、沈兹九、刘清杨等。中###员夏征农亦参加任教务处出版股股长,主编院报。该院第一期招收和调训区、乡、镇人员共1200余人,训练期为三个月。参加受训者,一部分是沪宁沦陷区流亡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另一部分是江西省本地人中志愿担任地方各级行政干部的人员。入学前均须经过甄审和考试。

一开始,蒋经国、曾戛初和喻松便把军训总队的工作全盘规划出来了,计划将千余名学员分别不同班次编成三个营、十二个连,以便实施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可是,大批的军事干部来自四面八方,行动难于划一。为了使他们对学员的生活管理有个明确的认识,对军事训练有统一的规范,于是赶在5月1日开学之前,对军事干部进行了一次统一步调的短期教育。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熊式辉为了迎合这一历史潮流,有意把讲习院办成江西的“民主橱窗”。因此,延聘来的导师,如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未到职)、雷洁琼、潘大逵等人,都是较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而且把现任厅长列为副职,就更见其标榜的用心。

开学不久,天气阴凉。有一天在操场上开会,场上建有一个小讲台,那是给首长预备的,可以遮阴避雨。大会由兼院长熊式辉主持,省府委员肖纯锦等也来参加,他们都站在台上,熊式辉在讲桌后“训话”。本应也在台上的蒋总队长,穿着一套褪了色的草黄色粗布军装,腰扎士兵皮带,光足丫子蹬草鞋,站在台下听讲。

开会不久,忽然天昏地暗,大雨滂沱。站在场子上的官佐学员,当然是硬着头皮淋雨,尤其是蒋总队长,站在前列,正好在讲台滴檐下被淋得更凶。熊式辉请他站上台去,他谦逊不肯上去,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全身上下一齐湿透了。弄得熊式辉挺尴尬,内心感到不安,也不好夸夸其谈了,草草结束讲话之后,对左右说:“把讲台的顶棚拆掉,开会时下雨大家淋雨,要同甘共苦嘛!”

次日顶棚果真拆掉了。以后熊来开会时,也轻车简从,不再讲究排场了。小蒋的作风把他将了一军。

熊式辉举办讲习院的目的,除了装点“民主橱窗”,主要是在蒋介石面前夸耀他那套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所谓“新县制”,并东拼西凑地编出一套“理论”,说什么“中国的行政制度是个倒宝塔,头重脚轻,应该把它颠倒过来,才能稳如泰山。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充实基层,加强区、乡两级的力量,政权基础才能巩固”等等。

小蒋对于上司熊式辉的这套“理论”,始终不予表态。有一次,熊式辉刚上过大课之后,小蒋和喻松同站在总队部办公室门前,喻松故意对他说:“刚才熊院长说的这些,全是自欺欺人之谈,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蒋经国听后,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一笑置之。

每当旭日东升,集合号音吹响之前,蒋总队长总是身先士卒,在操场上等大家集合。每天早上6时,全体学员例行半小时朝会。在朝会时,多半由许德珩先生或小蒋自己作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都是有关抗战的胜利消息,以及日寇的残暴行为,间或也讲些国际形势,勉励大家搞好学习,做一个革命干部;要大家动员人民团结抗日,争取胜利。尤其是蒋总队长一定要登台讲话,从不间歇,他说的是一口带着浙江乡音的“普通话”,讲得既通俗,又实际,而且措词生动,引人入胜,吸引着每一个学员全神贯注地静听。因而每天早上的朝会讲话,竟成了颇受大家欢迎的一节短课。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2)

有一次课外活动,一个中队围了一个圈子席地而坐,唱歌唱得正热闹,蒋总队长也参加进来与他们坐在一起,队员们不约而同地鼓掌拉歌子:“总队长来一个!”他频频点头,笑容满面地说:“好好好,我唱一曲《大刀进行曲》。”

说罢,他和同来的副官二人对唱,虽然他的嗓子并不算宏亮,略带沙音,劲头却非常之足,唱到最后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他弯着腰低下头,副官乘机双手比划着冲他头上砍去,引得全场的人哈哈大笑。

这天夜深人静时,队员们都沉酣在各自的美梦中。忽然有一个同学惊呼:“有贼!”大家“呼”地钻出了被窝。

只见一个人站在他床前轻声说:“不要叫,莫吵醒别人,肚皮要盖好被子,勿要受凉!”

大家睁眼一看,原来是总队长来巡视宿舍。第二天早晨朝会时,他对大家说:“昨晚我看了大家睡觉的样子,有的人赤身露体光着肚皮睡大觉,会受凉的;还有人穿着臭袜子睡觉,不卫生!”

江西地方政治学院开学不久,“四友实业社”(江西地方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在院内设置了一个贩卖部,给学员们香烟、糕点及其他日用品。喻松也同总务处打了招呼,让漆裕元在贩卖部的隔壁增设了一个书刊贩卖部,给学员供应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蒋经国也去看过,没有提出异议,多数人也认为有此必要。

可是不多几天,有位什么秘书得知书刊贩卖是喻松设的,便去问蒋经国。蒋经国半开玩笑地对这位秘书说:“设置这个贩卖部,事先我都不知道。但觉得有好处,给人方便。吃的能充饥,看的也同样充饥。”弄得这位秘书哭笑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他常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工装服,爱与工人、学生交谈,比较深入群众。小蒋虽然是“贵胄”,但不爱与上层人士打交道,出席校务会议时很少发言。任保安处副处长时,常当面严厉批评高级职员的官僚臭架子和不负责任,引起当时省里高级职员的恐慌,而得到一般人的同情。

在军训总队部,喻松同蒋经国住对面房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喻向他询问有关苏联的情况也比较多。总的说来,他对于苏联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不满的谈吐,总的评论还是好的。他较多地赞扬托洛斯基,但也没有贬低斯大林。

小蒋说:“托洛斯基有过人的记忆力。比如,用一百个人单行横排着,每人报个两位数字,等到最后一个人报完后的两三分钟,这一百个人所报数字的总和,托洛茨基便正确地说出来了。”

小蒋还说,托洛斯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素为苏联红军所称道。他颇称颂苏联红军的纪律性和苏联人民的警惕性。他说:“苏联红军执行命令十分严格,凡是规定不能越过的警戒线,任何人也休想前进一步。警戒人员的态度很好,能耐心委婉地向你解释,也很有礼貌地和你说明道理,但原则是决不会放弃的。不管在城市或乡村,只要发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会警觉起来,会自动地严加监视,一定要把陌生人的来踪去迹查得一清二楚,否则决不轻易放过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蒋经国还告诉喻松:“苏联的军事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尤其是空军,已大大超过美国。苏联现正派出大批空军支援我们抗击日军,南昌将成为苏联红军的驻留基地。”

蒋经国是位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不怕工作忙,就怕没事作。”在讲习院工作时,蒋经国身强体健,又爱劳动,干劲很足,与学员同吃、同住、同上课,以身作则,表现出一股朝气。每逢星期六,还带领学生打着赤膊和赤脚,清扫讲习院内的厕所,挑大粪送到农民的地里。夏收期间,他曾几次率领全体学员帮助附近农民抢收抢种。他对插秧割禾样样在行。

星期日上午,他带领学员下田参加义务劳动。他身穿工作服,赤脚穿草鞋,带头下水稻田,帮农民拔草。当地农民耘田完全靠双手双脚,弯着腰用手拔,双足踩,劳动强度大。在炎日如火,泥水蒸人,稻叶如刀,苗茂不透风等条件下,就是从小做惯的农民,也视耕田为畏途。俗话说:“读书人怕考,种田人怕拔草。”但是蒋经国却率领学员一下田就半天,不怕烈日晒,不怕溽暑蒸,不怕田里污泥脏,不怕苗里不透风。学员见到总队长以身作则,也就拼命去干。农民见到他这样不怕苦,为他们义务劳动,无不感谢。

有一次外出劳动,下乡去帮农民插秧,队员雷少山是一个在小集镇上生长的小伙子,没下过田。当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躬着腰杆插秧时,偶然看到左腿爬上了一只蚂蝗,正在津津有味地吸他的血,他吓得惊叫起来,不知怎么办。这时左侧有个人,用手掌替他拍落,还慈母般地说:“这怕什么!”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3)

他抬头定睛一瞧,竟是蒋总队长。他不觉为自己的大叫大喊脸红,再看总队长插的秧,整整齐齐,笔直顺溜,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

休息时,他对喻松和雷少山说:“我在苏联参加过劳动,种过地,打过铁,还扫过厕所。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劳动,现在手指也显得细了。”

政治讲习院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些人不把小蒋放在眼里,对蒋总队长从苏联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来的军训这一套,不加欣赏。但是每当小蒋率领学员义务劳动、收工归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浑身大汗,半身黄泥半身水,整支队伍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走进院大门的时候,许多教师、职员也就心悦诚服,自愧不如了。

训导处主任许德珩是一贯支持蒋经国的。他常在留学欧美的教师面前说:“小蒋能带头赤脚下田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是我们之间办不到的。我们应该认输,承认不如他。”小蒋对这些老人也以父辈视之,以晚辈自居,谦虚谨慎,恭而敬之。

在讲习院要结束时,喻松发现第三营营长在学员伙食上有贪污行为,便据实转报了蒋经国。他把这位营长找来,大动肝火,当众厉声斥责:“你还要不要做人?你这么搞,就离太阳远离土地近了。”

喻松同蒋经国去看过好几处难民收容所。有一次他们到石头街难民营吃了一餐饭,办得还好。一问难民,都说:“只有这一餐好。”蒋经国便批评了乱弹琴的所长。

蒋经国不只是光看难民们的住、吃情况,而且还深入难民之中去询问温饱,并调查难民中能为抗战出力的人才,一有发现,随即登记。例如,韦安仁是小学教员,蒋经国把他从难民收容所调到讲习院军训总队搞文书工作。韦后来跟蒋经国到赣南,当了定南县县长。如遇到难民控诉管理人员克扣伙食,他轻则当众斥责,重则转知有关部门撤换。可见,蒋经国对于他所认为的“四害”,确乎是深恶痛绝的。

当时,讲习院预定8月份停办,喻松顺便问蒋经国:“下一步作何打算?”

他答得干脆:“两个打算,一个是去西北开垦;一个是在江西选个县来作实验。”

大约是1938年的7月上中旬,正在讲习院临近结束阶段,蒋经国勿匆忙忙跑来对喻松说:“老头子来了电报,要我火速回去,这里的事情你照应。”

喻松说:“目前没有什么,不过在结束前你得赶回来,那时可能有许多事要处理。”他连说了几声好之后便大步走了。

这一去就是半个多月,直到7月底才回来。小蒋一回来便急着向喻松询问工作情况,是否有什么遗留问题得解决。

喻松告诉他:“结束工作基本解决。各县保送来的学员已悉数回县,只剩下在南昌招考的几十名区指导员班学员尚留院等候分配工作。”

小蒋立即拉喻松同去民政厅找王次甫厅长。他说明来意后,王次甫一面表示设法解决,一面又诉苦说:“我是老牛拉破车,分下去的人县里不一定接受。”

蒋经国却一变常态,用严峻的口吻对王说:“这个事你要负全责,务必在最近几天里分下去。”用这种责备的语气对人说话,在小蒋是极少有的。

这次蒋经国一回来,喻松就发现他情绪不对头,他变得表情深沉,素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也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喻松去到他的卧室,他正坐在桌边思索什么。喻松先发问:“这次何以去了这么久?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咳了一声说:“一言难尽!”

喻又追问:“到底是为什么事?”

他低声说:“挨了老头子的训。”停了一会,他又稍稍提高嗓门说,“不知道什么人捣鬼,把我在江西的情况,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厚厚一册‘情报’,送到老头子那里去了。老头子见面,话还没说,便气愤地将那册‘情报’往地下一掷,说了声‘你在江西做的好事,你自己看去,’便起身走了。”

喻松又问:“那册材料编造了些什么呢?”

他说;“总括来一句话,无非是指责我在江西包庇共产党。”

喻再问:“后来怎样呢?”

他说:“打这以后,每天有党国###来对我进行教育,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等都来过,要我明确党的光荣史和伟大业绩,要体验创业的艰难,要领导抗战到胜利等等。稍后,陈立夫来了,他开门见山地要我参加国民党,并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如不办好参加党的手续,就不能回江西去。’”

喻进一步问:“你办了参加手续没有?”

他说:“办了,不办不行。回来前,老头子曾短时接见,再三叮嘱要以党的意志为本,三民主义是永远不能动摇的。”

被人“造册”告状到他老子(4)

小蒋其实在上海上学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但那是秘密入党,到苏联留学后国民党籍就取消了,得到的是苏###籍。这时候他迫不得已公开加入国民党,他的联###证当然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蒋经国回来后的头几天,郁悒寡欢,言行上也明显地收敛了,既少找人,也少说话,由“朝天椒”变成了“蔫茄子”。也不由他不蔫,小蒋回来后不久,蒋介石派了40名武装卫士来到南昌。当时,小蒋还在讲习院,他要喻松安排这批武装卫士的食宿。约一周后,这40名武装卫士便随蒋经国去了抚州温泉新兵督练处。

在讲习院这段时期,喻松有一点印象感受较深,即小蒋对父亲的命令是坚决服从的。蒋介石每月都给他写信,而且是用毛笔正楷书写,内容多半是嘱他认真学习《曾文正公家书》,并领会齐家修身治国之道,以及尊重上级、爱护部属之类的话。同时,也要蒋经国用毛笔正楷书复。在当时,这对于他确实是个难题,可是他认真对待,常一遍又一遍地书写,总要写到自己认为可以时才封发。他小条桌上摆着的惟一东西,就是蒋介石派人为他送来的四大本《曾文正公家书》,据说是蒋介石亲手用朱笔批点过的。

有一次,喻松故意指着《曾文正公家书》问他:“你对这个感兴趣?”

他只稍稍摇晃了一下脑袋,并没有吱声。这显然是表示不感兴趣或兴趣不大。可是,他还是每天按时阅读,很少间断。

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第一期区乡镇人员训练班,自1938年5月开学到7月训练期满,正当办理结业分配计划筹办第二期之际,日军沿长江进犯,赣北湖口、马当失陷,九江告急。讲习院连遭敌机空袭,部分房屋被炸毁,不得不暂告停办。王造时、许德珩、罗隆基等参政员赴重庆,蒋经国回到江西保安处坐冷板凳。

1938年冬,政治讲习院迁往泰和小溪头,1939年春,又南迁至赣州七里镇的梅林,继续开办第二期。不久,蒋经国接任赣南行政区专员,迫切需要大批基层干部。为适应他的需要,熊式辉在政治讲习院专门为赣南培训了一批区乡镇干部,其生源主要是原赣南11个县的在职干部,并公开招考了一部分,训练三个月后,全部都交由赣南公署分配工作,其中一部分成了小蒋的亲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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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练的新兵被小蒋练得服服贴贴(1)

江西政治研究院不办了,蒋经国又只有仍当那个虚设的保安处副处长。闲来无事,他便往下走动,常与保安团的下级军官来往,在士兵当中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兵役制度,揭露征兵时用钱买卖壮丁、虐待士兵的弊端,得到青年人的拥护,却又让熊式辉头疼。他又想把小蒋打发得远远的,免得尽在眼皮子底下找麻烦。可往哪儿打发又颇费心思。

蒋经国曾要求熊式辉派他出任南昌附近的永丰县长,但永丰县在江西是个比较大的县,熊式辉认为蒋经国太年轻,怕稳不住阵脚出乱子,没有同意,只允许安排他到赣南的偏远小县——安远县当县长。据说蒋经国曾到安远县去看了看,很不满意那块闭塞落后的巴掌大地方,就没有去。

小蒋仍然无事可干,东游游西逛逛,到处打抱不平,又在外面批评这指责那,甚至指责到省政府头上来了。熊式辉甚感厌烦,就像手里不小心抓了个刺猬。就在这时,熊彬出了个主意,成立一个新兵督练处,让蒋经国去管,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来管壮丁。熊式辉拍手称好,立刻批准,拨了四个团的壮丁交给他去训练。任命蒋经国为处长,柳昕为副处长。柳昕是熊彬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属熊式辉的亲信,派柳昕到新兵训练处,完全是为了暗中监视蒋经国的行动。

新兵难训,这难不倒蒋经国。

训练新兵,得找一个僻静地方,蒋经国听说临川温泉不错,就前去勘察。这里原来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人烟稀少,乱草丛生。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有一次宋美龄跟着路过这儿,她看到有温泉就来了兴致,下车洗了洗手,然后对蒋介石说:“大令,这温泉真好,可惜这儿太荒凉了,要是在这儿盖所房子,砌个池子就好了,我们可常来这里洗洗澡。”

宋美龄也就是顺嘴随便说说。一路跟随委员长夫妇的熊式辉省长,为了讨好宋美龄就马上征调民夫,只几个月的工夫就在这儿修起一座别墅,还开办了一个“励志社”。可是别墅修好后,宋美龄早就回到南京去了,日本人一来又到了峨嵋山,这儿就废弃了。

真是父母栽树,子女乘凉。蒋经国在温泉转了一圈,认为这是个练兵的好地方,夏天可以避暑,冬天可以洗澡,士兵们一定会高兴。于是他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场地选定后,小蒋就着手制定了练兵计划。他胃口很大,决定第一批要训练六个团。蒋经国虽说是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红军军政学校毕业的,但他没有亲自带过兵,尤其是国民党的懒散兵和当时威武雄壮的苏联红军又完全没法比,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国民党的兵多半是抓来的,莫说训练了,连把他们拘在军营都难,刚从农村抓来的壮丁甚至连做梦都开小差,一跑就是一大串,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小蒋的同事们都为此犯愁,怕兵多了不好管,六个团的新兵得多少人才能看住他们?

蒋经国也伤脑筋,正在他也一时无措的时候,他在俄罗斯军校和野营的训练经验在脑海活跃起来,他忽然灵机一动,高兴地说:“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苏联红军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的办法?”

部属问:“那是什么办法呢?”

小蒋说:“在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要深入地对士兵进行保家卫国的教育,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说明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军人的神圣职责,把国家的安危和他们的家庭利益紧紧地联系起来。”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不妨一试。蒋经国又眉飞色舞地说:“光这还不行,我们还要关心士兵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官长要去掉军阀作风,不许随便打骂士兵。另外,还要通知地方政府,让他们照看好军人家属的生产和生活。这样才能使战士安心服役打仗,去掉后顾之忧。”

新官新作风,蒋经国率先垂范,树立榜样。他把前苏联的官兵关系搬过来,运用自如,虽然山高皇帝远,他也不能太放肆,所以要贴上中国标签。刚好他在溪口学了王阳明的“知行统一”的哲学,那可是他老子喜欢的哲学,是很好的保护伞。他自己本来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如同家人。于是,令南昌官僚头疼的小蒋,在偏远的临川温泉热热闹闹地练起了兵。

经过深入的思想教育,树立了新的官兵关系。蒋经国又对一些“专以卖身给有钱人家顶替壮丁来赚钱的兵痞”进行惩处。这些兵痞十分可恶,他们卖一次得一笔钱,到了部队就跑,跑出来吃喝嫖赌干坏事,钱花光了再卖,有的已经卖过三次了。他对这样的“兵痞”执法如山,严惩不贷!这样一来,开小差的显著减少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实在坏得很。有的人只要一披上军皮就趾高气扬,欺压老百姓,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视兵如匪。

难练的新兵被小蒋练得服服贴贴(2)

为了整顿纪律,蒋经国明令宣布:公平买卖,不许骚扰百姓,不许调戏妇女,如有违犯,定要重办不饶。蒋经国再三强调:“我说话是算数的!”

小蒋在这个职位上,第一次杀人,下令把一名逃兵判处死刑。光毙不行,还得抚。他也制定若干新法令协助农村征募来的兵员,例如新兵在偿付旧债之前可以有三年的宽限期,地主必须继续把土地放租给士兵家属等等。

农历七月,烈日如火,炎热难耐。

一天上午,蒋经国正隐蔽在温泉对面的山坡荒地和竹林里,举着双筒望远镜观看战士们的军事演习。他放下望远镜低头一看,惊讶地发现两个穿着补钉衣衫的老太太和一个老爷爷哆哆嗦嗦跪在地上求救:“蒋处长啊,这怎么得了呀,您老人家救命啊!”

蒋经国忙让卫兵把三位老人扶起来,问清缘由。原来在温泉附近有一家伤兵医院,住着一些轻伤员,还有一些伤愈后不愿出院上前线的兵痞 吉林小说网为您提供蒋经国密码无弹窗广告免费全文阅读,也可以txt全集下载到本地阅读。

蒋经国密码

蒋经国密码

  • 评分:7
  • 简述:都市异能
  • 字数:499445
  • 作者:郭晨

蒋经国并不是单凭父亲蒋介石才登上政坛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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